《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立足于市民社会理论基点的研究，可以看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利与权力良性关系的关注和诉求，构成了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而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也正在于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及整合，同时，西方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当代走向和东方国家的法治进程，同样深孕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多样而又趋同的辩证发展进程之中。这表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杂互动发展，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享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的界限。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民主与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发展，既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是一个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自主发展的伟大进程，因而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深层的发展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