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本书首先考察了中国11世纪几种著名教育话语的构成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教化欲望与权力争夺。从范仲淹、王安石到苏轼、程颐，教育家的理论抱负与视野发生了大转变：他们一改晚唐以来教育家的颓废倾向，纷纷要求“拯救天下”，而其改革思路则逐渐由制度转到了人性人，进而变成沉思如何使“人”的存在“理学”化。
继而又分析了这次转变的后果：一方面是以“理学”为基础的教化权力对“人”实施一种全新的界定与改造；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经济及日常生活领域频繁爆发对该教化权力的控诉与反抗。本书可以作为教育、社会及历史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参考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