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认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标志的经济非均衡性发展，是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必然选择，其历史功绩不容质疑。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社会固有的三大差别，是新时期社会结构过度分化和公民权利失衡的重要诱因。作者指出，以等级化的国家权利为手段，在非均衡的社会中保持政治上的相对均衡，是传统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惯用方式，梯度发展中的中国必须依靠这种秩序型的政治均衡手段，消解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一系列不良政治后果，以秩序型的政治均衡保证经济梯度发展中的国家整合，国家自身也在这种发展中逐渐转型，即国家权利的行使方式日益发生着从命令——服从到服务——合作的模式转换，由此达成的政治均衡亦开始由一种单纯的秩序型均衡向合作型均衡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