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和20世纪前40年的上海，作为各自国家现代化的中心城市，集中体现了这个阶段的历史特点。左拉和茅盾都与各自民族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表现出激烈的反应。在对巴黎空间的表现中，左拉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表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其对人心理的影响，并通过迷宫意象表现人与城市的疏离关系。茅盾在对上海空间的表现中，租界占据中心地位，并被赋予道德、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