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以20世纪前66年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以及相关人士所从事的实地考察为对象，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探讨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背景下呈现出的考察者的观念、方法及其考察的成果，并探讨它对于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建设意义和对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中，为了参照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生存状态以及实地考察的不同方法，《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还单列出一章介绍和评述部分外国人在中国所做的相关工作。
中国音乐知识分子（民族音乐学者）试图建立的新民族音乐体系，是建立在与西方对话的前提上的。一个世纪，筚路蓝缕。我们终于有了专业的音乐学院，有了超越地方性的、为民族认同所象征的“普遍知识体系”。但如果回首那个起点，中国的民间音乐在中国老百姓的眼光里，本来并没有什么凋敝和颓败。他们有着自己活动的空间、大红大绿，如歌如泣。他们的地方性认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其自己生长消亡的轨迹。因此，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民族振兴和救亡图存、救亡图强的政治性，转化到思想或文化的领域，我不能不设想一个问题，即西方的冲击带来的危机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它是否等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所渗透的，有多少欧洲或西方近代的价值观念和历史框架？不过，当笔者阅读沟口雄三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时，虽然有这些问题，笔者也要对自己说，历史就是历史，笔者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史料的事实上，否则会陷入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