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需要纠纷的最终裁决者，而不论这个最终裁决者是上帝还是巫师，是圣人还是鳄鱼，是法官还是长老。我们需要做自己的主人，并在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拥有自我救济的权利。如果说私力救济社会是“没有法治的法官社会”，公力救济社会是“有法治的法官社会”，那么，权利救济理论就是一方面要发展法治规则，另一方面又要使“没有司法的法治社会”成为可能。但这种“可能”可能吗？本书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以理想图像做了初步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