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心，这表示中大哲学系有长期推进中国哲学研究的计划。对于作者这个曾经在中大从事哲学教学及研究达三十年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可喜的信息。说句老实话，作者近年总觉得目前各地区华人社会中的中国哲学研究，只有表面的热闹，实际上却正陷入一种内部贫弱、外境艰难的困局。现在，中大的哲学界同人能决意在这方面作长期的奉献和努力，使作者大感鼓舞。至于中大给作者一个荣誉职位，倒是无关紧要的事，因为不论有无名义，作者今日以衰老之身，所能做的事不过是提出意见，供实际工作的中大诸贤参考而已。

从事理论工作的学人，大致都知道作者们在建立理论时，一个基本的态度便是要在“浅显性”（triviality）与“荒谬性”（absurdity）两极端的中间寻找“理论意义”（theoreticalsignificance）。所谓“荒谬”不待解释；所谓“浅显”是就“不待证立”而言。说些荒谬的话固然不足构成理论；说些浅显的话也是徒作赘语。所以，这个避免两极端的毛病的态度，可说是一种理论工作者的共许的规约。作者现在提供作者的意见，虽不算是正式建立理论，却也是用这种态度说话；至于所涉的理论，作者在别的讲词或著作有较完整的陈述，在这里不再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