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救灾社会化》使用大量的原始史料做铺垫，并尝试运用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论证。其创新之处兹列如下：其一，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采取对比的办法，分析、论证1931年水灾的危害、影响、发生原因及在民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其二，论述政府与民间灾害救治的社会化设置，特别是在两者之间救灾方式的变动取向，即官赈义赈化的取向。
其三，叙述报刊等近代大众传媒对灾情与灾因的关注及其关于救灾的建言献策。从救灾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角度，以笔者自己的组织设计，分析社会化的资源动员的具体情形，包括人力动员、筹募渠道、筹募宣传、筹募方法、捐助主体、捐助方式等详情。
其四，缕述民国时期罕见的乞赈现象。
其五，分析民国时期的代食品现象。
其六，以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1931年水灾救治的绩效。
囿于时间的短绌、本人所搜集材料的有限性以及相关知识准备的不足，缺漏之处实属难免，甚至较为凸显、严重：
其一，因《1931·救灾社会化》选择1931年水灾救济的这一个案，围绕该个案构架铺砌，形成一定规模，又因仅以社会化为切线，加之时间所限，资料来源口较为狭窄，途经分流外截，素材自然单薄，特别是有关量化资料，短期难以遍搜厘清而做一一交代。
其二，《1931·救灾社会化》主要在1931年的“点式”时段内、在社会化的平台上，进行布局架构，难免左支右绌、踬前踣后，重复之处甚多，混乱情形恐难一时理顺。
其三，因笔者知识浅窄、相关理论储备欠缺，史料铺陈相对厚重，理论分析不足，部分内容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其四，“救灾”二字看似简易晓白，但其内容较为丰富，涵盖面较广，可谓包罗万象。如何选择、处理这些内容及其关系，按照“社会化”的框架进行设计，笔者觉得有些如臂使身，力难随心。零碎、散乱、模糊和无所适从是笔者在编撰中最感头痛的事，恐怕也是《1931·救灾社会化》给读者的第一、也是最深刻和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