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6期】兼容并包与大学的自然生态

    读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其中提到蔡元培先生对教师所采取的开明立场，确实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其宗旨之明确、包容之广泛，悬之于今天，几乎可谓空谷足音了。
    王学泰教授所指称的“自然生态下的知识人”，恰恰是指蔡元培先生所囊括和并包的那一时代的人群。二十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解体，几届民国政府都属于弱势政府，对于知识人很少有控制力，再加上欧美思想的传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人自我觉醒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逐渐形成了知识人群落的自然生态系统。由于这样的自然地生态系统适合知识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于是形成了一个被外人所艳称的“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
    蔡元培先生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一文中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在北大所聘请的教员中，既有“复辟主义”者、“筹安会发起人”，也有嫖赌娶妾之人，但“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均“姑听之”。何也？“夫人才至为难得，苟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正是因为有了蔡先生这种惟学问、能力为聘用教师的原则，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且身体力行之，北京大学才能将出身、经历、知识结构等各不相同的学者网罗在一校之内，褒之者曰丰富多彩，贬之者则曰光怪陆离，但就是这些原生态的知识人，对上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空前未有的贡献。
    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来看，五四前后一段，中国的知识人灿若群星，似乎酝酿了之前百年和之后百年的创造性的集体性大爆发。追溯其源头，固然有社会、政治和环境的原因(西学东渐发生向文化方面的转变、袁世凯和蒋介石之间两大强权的空间地带)，但这一知识群体在心灵上获得的自由、在东西文化冲突下的吸收和创造、对于民主和自律方面的理性认识与学界生态，奠定了群体性繁荣的文化基础和关键因素。
    惜才、聚才和培才，是文化传统的积淀、理性比较之后的自发性行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等多种因素的结果。蔡元培先生是引入和阐发大学理念的标志性人物，他所倡导和力行“自由”和“容忍”的精神，在于让不同的学理通过学术性的论辩析疑来决定其命运，建立“学术的尊严”，让其超越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势力之外。在这个杂花生树的时代，众多的知识人或开风气之先，或受惠于这一自然生态的力量，如顾颉刚推荐只有小学学历的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地处偏僻四川的吴虞借助《新青年》等报刊平台，为胡适、章士钊赏识，被聘为北大教授；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西南联大教授……虽然这些事情为同一大学或同一文化圈子的知识人或赞或弹，但毕竟这些为正统所不容或欲进无门的人物，通过机缘或机遇进入到大学任教，并留下了各自的身影和佳话。
作者：陈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