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3期】别样人生 别样精彩

    与刘建平老师面对面坐下后，他笑着告诉我：“我今年60岁了。”耳顺之年的刘老师看上去精神矍铄，有着这个年纪的人所特有的平和与稳重，交谈中则时时散发着一名学者的智慧与严谨。
    2年知青 8年矿工：
    生活磨砺了我
    “现在热播的电视剧《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反映了我们那个时代人的生活。我是1966年初中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高中没上成，却在学校多待了两年。1968年10月份到山西省怀仁县的金沙滩公社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1970年底，在山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一干又是8年。上大学一直是我的一个梦，从1972年开始，我年年报，由于工农兵学员要靠关系和推荐，都没能实现”。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人，刘老师向我娓娓道来那段特殊年代的人生经历。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一直有着浓浓的求知欲的刘老师当年就想报考，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如愿，1978年第二届高考时，单位领导才批准报名。
    高考对于刘老师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初中毕业后没有上高中，所以高中的物理、化学刘老师根本没学过，只能考文科，但文科也要考数学。这时离高考只剩下不到半年时间，“怎么办？学呗。托人借来文革前高中几门数学课的课本，除了上班，就不分白天黑夜的学起来。”刘老师笑着回忆说。1978年我顺利考上山西财经学院的计划统计专业。
    当一名大学教师，不是刘老师的最初意愿，“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想当老师，因为我母亲那个家族很多当老师的，在文革中又看到我的好多老师都受到迫害和冲击，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想过当老师，毕业后希望到计委或是统计局之类的实际部门工作。但到我们毕业的时候，高校普遍缺师资，服从分配就留校当了助教。我上大学时已经27岁，在当时算中等偏大的。”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造就了一大批像刘老师一样，大学一毕业就承担了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任务的大学教师。
    能够成为大学教师，刘老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而长达10年的插队与当工人的经历对于刘老师来说则意味着很多，“对我来说，这段特殊的经历最大的影响就在于，一方面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我做事更有韧劲；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对社会更加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批人基本靠自学成才，一直想读书读不到，后来终于读到了书，所以倍感珍惜，对社会也有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觉得一定要为社会做点贡献。”
    50岁到60岁：
    暨大十载
    2001年底刘老师来到暨南大学任教。“来暨大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工作过的单位都在山西，想到外面看看；另一方面我很多研究生同学在广州，有的就在暨大，他们也极力邀请我来广州；加之广州经济发达，暨大又是211学校，经济学科是老学科，科研平台很不错。”刘老师还告诉记者，自己1998年的时候就曾想来广州，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没能成行。直到2001年，50岁的时候，才到了暨大。“当时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年龄已没有优势了。”刘老师笑着说道。
    刘老师还在山西财经大学时，在学术和科研上就取得了很多成就。来到暨大后，刘老师继续认真教学、专心学术。2004—2006年主持完成了暨南大学在统计学科的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辅助信息在抽样调查中的应用模型与方法研究》，结项优秀，获第九届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课题类)二等奖，2008—2009年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连续性抽样调查方法及其应用研究》，结项良好。研究中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在《统计研究》发表系列学术论文，2008年出版了《辅助信息在抽样调查中的应用模型与方法》的学术专著。2002年刘老师获聘暨南大学首批“校内特聘教授”。
    “我现在每年带1个博士生，4到5个硕士生。”除了教书，刘老师也担任着行政职务，现为统计学系主任的他每天要处理很多行政事务，“我一直认为对于老师来说，教书、带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做为教师，有责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带着研究生，自己也要进行科研，才能带着自己的学生不断往前走，当然，行政工作也要做好。”在刘老师看来，无论教学、科研还是行政，都应该尽力去做，并且尽力做到最好。
    大学教育：
    应更重质量
    研究生分为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而且专业学位的比例还在加大。对于这一点，刘老师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们统计学系也有个应用统计专业，是专业学位，今年正式开始招生。我觉得扩大专业学位的比例是件好事，因为很多学生读研并不是想做学术，而是为以后工作打一个基础，有的是因为工作不满意，再回来读点书，而且很多学生也不具备做学术研究的潜质，所以国家做这种改革非常有必要。”
    关于大学教育，刘老师一直在思考。“我希望暨大在培养学生上更重视质量。现在看来，在教学和管理上，形式方面的东西多了些，缺少一些实质的内容性的东西。”刘老师随即举了个例子，“像博士生教育，现在只要求12个学分，我觉得还是太少了，要求太低，不能保证质量。还有博士生招生应该都是全日制的，但因为生源的问题，做不到真正的全日制，大部分学生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学校多做工作。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应该本着‘严进严出’的原则，而不应当‘严进宽出’。”
    现在的大学生频频受到社会的争议，而刘老师则认为社会对于大学生应该有一个更加宽容的态度，不能简单地用上一代人的一些观点去要求这一代的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对社会也有不一样的理解。每代人都应肩负起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刘老师还谦虚的表示，其实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自己这代人也有很多短处，“我就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的知识结构其实并不足以当大学老师’。因为从1966年到1978年，这十几年间，除了前两年在学校跟着瞎混外，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修地球’，一个是‘挖地球’，在最好的年华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虽然后来自己一直努力弥补，但知识的系统性仍有欠缺。”
    交谈中刘老师始终十分强调一个人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也寄语我们的同学应更加珍惜时间，多一份社会责任感，把自己该做的做好。
    “我今年60岁了，学校规定博士生导师可以做到65岁，我会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好好带学生、好好做科研。”而对于退休后的生活，刘老师说自己还没想过，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作者：本报学生记者 肖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