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1期】108岁教育家王越：表里山河萦梦寐 沉浮身世上毫端

    【编者按】历经108载风雨，著名教育家王越的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26日上午10时05分。王越逝世后，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王刚、王岐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德江、朱镕基、李岚清等以各种方式表示深切哀悼。
    3月5日上午，学界500余人在广州殡仪馆送老人最后一程。“辛勤育才教泽泰斗 淳朴修行人寰福星”，身在美国的学生用这样的挽联痛悼老校长；“王越同志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勤勤恳恳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数十年，为广东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暨南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敬仰。”汪洋在唁电中如此评价。
    出生于1903年的王越从1933年开始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在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暨南大学任职、任教，1952年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1958年王越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协助陶铸校长，肩负重建暨南的重任，使暨南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在文革中被迫停办，1978年复办，已是75岁高龄的王越参加复办的领导工作，他四处奔走、“三顾茅庐”、感动和争取了许多知名教授学者到暨大工作，1982年改任暨南大学顾问。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王越被授予暨南大学终身成就奖。
    追寻王越的人生足迹，坚毅执着、矢志不渝的精神令人感动：他师从陶行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并终将一生心血倾付予高等教育事业，在“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师生心中竖起一座丰碑；品评他的人格风范，儒雅博学、志趣高远的风采令人敬仰：他与陶铸、冯乃超、马寅初、梁实秋、吴宓、陈寅恪等共事、为友，《百岁王越诗文选》中记载他们诗文往来，“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追溯他的学术道路，他在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著有《人格测量》、《教育原理》、《教育论文集》等专著，与他人合编和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
    “颓龄皓首镜中看，百载沧桑岁又阑。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2003年，王越在百岁生日时所赋诗词或许能概括他丰富而厚重的一生。
    “千言万语都道不尽陶先生对我的影响啊！”
    广东兴宁素有“客家名城”、“中国油茶之乡”之美誉，王越就出生在兴宁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受完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教育科包括三个系：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当时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王越，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谈起陶行知，年逾百岁的王越难抑深情：“中国几千年来，作为一个教师，他(陶行知)是第一人……千言万语也道不尽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啊！”
    王越先后写下了《纪念人民导师陶行知先生》、《从陶行知先生谈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从墨子(翟)的兼爱说到陶子(行知)的爱满天下》等文章，怀念恩师，也回顾东南大学的求学生涯。
    那个时期的东南大学规模宏大，拥有许多著名学者，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潮，对大学教育影响颇深。陶行知是当时东南大学领导成员之一，他作风民主，善于与人交往，处理教务井井有条。东南大学讲坛异彩纷呈，有些教授学有所长、思想开放，与时俱进，教书育人，收效颇宏；有些老夫子深研国学，喜谈“国故”；许多教授归自外国，照搬洋教条，专用洋课本；有的既宣扬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又推崇孔孟，冶中外于一炉。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这种自由开放的大学学风对王越治学、办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
    偏远的粤东山区磨砺了王越朴实坚毅、不惧艰苦的个性和意志，东南大学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广博丰厚的文化资源使风华正茂的王越眼界大开，如渴水的海绵般尽情吸收知识的养分。他对竺可桢教授讲授的地理学、气象学兴趣浓厚，杨铨(杏佛)教授开设的“办事方法论”也让他惊喜不已：杨教授讲授办事人才如何培养，如何发挥其专长并涉及事业的管理，同现代管理的科学如出一辙；广东老乡梁启超先生也于1924年左右为东南大学聘请讲授春秋左传。更令他珍视的，是在东南大学与陶行知先生结下一生的师生情谊。
    王越晚年回忆陶行知，对他的教育教学思想深为佩服，他举例说明陶行知如何冲破土八股旧传统的束缚，克服洋八股的羁绊。陶行知打破王阳明认为学生要遵照师训才不会犯错的旧传统，认为老师要培养出为自己所崇拜的学生，“如此见解，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含有更丰富的意义。”陶行知认为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王越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这也应该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他认为这条座右铭：“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人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
    王越将陶行知的人生观总结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说，陶行知先生家中衣服，谁都可以拿去穿，陶行知“义则居前，利则居后”，不吝钱财，总是将自己的钱给最需要的人。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生活，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他的教育事业之路从此开启。
    爱国书生教书育人，并走上革命之路
    1926年起，王越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1930年至1933年先后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多位名师指导下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研究。1931年撰写了《人格测量》一书，这是他早年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1933年至1946年，王越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他目击时难，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败，非常愤慨，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地下党员，联系进步青年，并不顾个人安危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了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抗战胜利后，王越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他不惧反动政府的威胁和迫害，以教授身份领导中山大学师生罢教罢课，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1948年，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前往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从事宣传工作。1949年夏进入东江游击区，加入了准备接管广州的行列。
    回忆起当时历史，王越非常感慨：“1949年春中大闹”罢教“事件，你们知道吗？那时中大已经3个月没有给教职员工发工资了，有些教授不得不变卖衣服以维持生活，还有全家自杀的，加上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压制进步学生。后来，全校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统一罢教罢课。大家推举我当主持。国民党曾派人到我家威胁警告：是不是不顾前途命运了？我说：这是教授们的决定，大家要求我出来主持我又怎能推辞？所谓”见义不为非勇也“！我不愿当一个懦夫。后来，校方被迫同意给全校的教职员工发工资，7个学院的教职员工的3个月工资要用几辆汽车来装，其实都是一堆废纸！为了我的安全，1949年端午节前后，地下党员刘渠同志通知我去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后来又去了东江游击队，10月，广州解放，组织叫刘渠和我回来接管中大。”
    1952年，王越同志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对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均作相应调整，以期符合新时代之要求。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历任民盟广东省委第三至第七届副主委。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东省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副主席。为广东省民盟的建设和发展，为广东省政协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从30年代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却在1957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越说：“这可能与我的恩师陶行知先生的教诲有关。陶行知先生与共产党一直密切合作，当时在他主持的晓庄学校就有党组织，但他自己从未要求入党，他认为作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工作起来更方便。受老师的影响，我也从不急于入党。一直到1957年，党组织忽然要求我去上党课，并要求我写自传，我才入党。” (未完待续)
作者：彭梅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