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9期】重走新疆路 再悟价值观

    【编者按】李云扬同志(1913.12.1—2004.3.10)，老红军、知名教育家，暨南大学原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曾任广东省政协常委。1979年底调入暨南大学，为暨大的复办，做了大量的工作。李老先生从1935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受党派遣赴新疆，先后担任迪化(乌鲁木齐)第一中学校长，喀什教育局副局长，巴楚县县长，宣传抗日，培育抗日青年，为少数民族地区兴修水利，惩治腐败，扩大了党的影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2年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6年回到延安。曾任高教部司长，文革中蒙冤入狱8年。1983年9月李老先生受邀赴新参加纪念活动，重回故地，感慨良多，本文即李老先生在赴新途中的所感所想之作，他用文字带领我们去感受当年革命人在新疆的奋斗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在建党90周年的今天仍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
    今年(1983年——编者)9月19日至10月10日，我应新疆自治区党委邀请，参加纪念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杜重远四烈士牺牲四十周年大会之际，赴新二十多天。乌鲁木齐大会后我又应曾任职过的巴楚县的县委、县政府、县人大之请，故地重游，乘飞机先到喀什，再转乘车270公里到巴楚，逗留五天。短短不到一个月我经历如此之大的变化，重温旧梦，时间虽短，经历甚多，心潮汹涌起伏，不能自已，特写新疆之行，以留鸿爪。
    一、 从“人间天堂”到“西部边陲”
    广州到北京2000多公里，北京到乌鲁木齐3000多公里，行程近六个小时，人们似乎经历了“人间天堂”到“西部边陲”不寻常的变化。
    坐在707飞机里，从万米高空放眼望去，只见茫茫云海，令人浮想联翩......
    半个世纪前，我，一个生长在南海边的农村青年成为了小学教师，家乡四季如春，全年绿叶繁茂。但以后的青春却贡献给了古称“一川碎石大如斗，遍地不毛只见沙”的边疆之地。在那里我从24岁到32岁，度过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学习时代，恋爱时代，也经历了人生极为艰险的一个时期。多少梦想、多少追求都一股脑儿埋在这沙砾千里的戈壁滩里了。
    有人会问：这，值得吗？是啊，人生短短几十年，我有八年在这个与出生地迥然不同的穷乡僻壤奋斗，值得吗？
    我付出的只是塔里木大沙漠边上的开荒工作，当了一回垦荒牛，未曾想后来得来的却是四年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的黑牢。正处在如日中天灿烂阳光的青年时代，却被迫在黑牢中渡过美好时光，值得吗？
    新疆，这名字在不同人的脑海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有志之士看来这是一块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待开垦的迷人土地，那里有无限光明的未来。正像一个品德高尚美貌少女等待着同样品德高尚英俊的青年去真心爱她。那些尚不知晓的神奇怪异传说更激发有志之士上进奋斗。从2000年前的茹毛饮血的苏武，到跋涉千里沙漠，要解开罗布泊之谜，克服癌症病痛，寻找救命之水献出生命的彭加木，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此献出自己的一生。
    突然，我听到座位旁边两个乘客在交谈着，“黄河弯过去了！莽莽黄河的陕北啊！能见到宝塔山么”
    我清晰地想起了1937年8月自己正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活动，组织通知我随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几个党内几个著名文化人去延安。延安——是我心目中的圣地，我当然要去。当时中央规定他们几个名人是到延安当教授的，只准每人带一、两名青年学生，所以林基路和我就这样作为青年学生去了延安。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来到我们的窑洞，深入浅出地生动讲解了持久抗日的形势和精辟的大局观，使我们深受鼓舞。在延安亲耳聆听主席的教诲，成为我一生的动力。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后，干部处长夏之栩找我去谈话，说是新疆督办盛世才来电，要我们支援县以上干部200人，中央决定要我去。我听了很是惊讶，因为我正急于上抗日前线，拼死疆场。当时正在开辟的太行根据地，为何把我们派往新疆？女处长好像看透了这一点，介绍说：“新疆虽属大后方，但却是比邻苏联的抗日大后方，国际援华物资的大通道，为了建设巩固大后方，赴新疆太重要了，急切需要大批党内人才去贡献力量和热血。”她这么一说，我也就点头同意了。
    “看，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河西走廊到了！”飞机上的人又在议论着。
    我抬眼远望，一派白色云海，远远衬托出几顶带着白帽的山峰绵绵，望着望着，几十年前的一副惨不忍睹的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是1937年底，我乘车去新疆，经过河西走廊，到了高台附近，马路两旁荒草乱石中，堆放着不少白磷磷的骨头，我以为这是野兽骨头，一问同行人告诉我，这都是我们西路军同志的遗骸啊！我听了大吃一惊，那么多，那么惨烈，这里经历过一场震撼天地的大战，这是一场红军从未有过的失败，他们离全国抗战的一天不远了，却在错误路线的指挥下牺牲在这戈壁滩边，为什么呢？他们的代价是什么呢？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见到谢觉哉老和伍修权同志，才知道有比这更惨烈的，当时被俘虏的娘子军，被敌人装在麻袋里，当货物出卖，当然不少人，被卖后又跑了出来，一路讨饭回到延安，据说谢老的爱人就是其中一个。而今我又飞临上空了，几十年后的河西走廊，又是变化如何呢？我想起了报载的消息，粮食大丰收，教育大发展，金武威，银张掖，已经名传天下了，回顾1946年6月份我们从四年牢狱释放出来，途径这里的时候，人们看到的荒野上不是庄稼全是石头，现在变化太大了！为了抒发一下胸中的感慨，寄托怀古之情，我写下赴疆的第一首打油诗：
    又过河西旧走廊，白云深处淼茫茫。遥知折戟埋忠地，应有麒麟万骕骦。
    二、从迪化到乌鲁木齐
    机身倾斜着，突然乘客站起来挤到窗前朝外望，吸引着我也过去一看：三座高高的亘古积雪的山峰在向我们招手，那是博格达峰，天池就在当中，像一面绿镜子。多么美好的风光啊，难怪天上的王母和七仙女都把这里选作她们的宴会厅了。我脑海里却闪出了45年前的一幕，我们乘苏联军用货机本来可以七小时就到达迪化(当时省会的名称)却因故中途在哈密降落，改乘大货车几天才到达迪化，据说迪化连下了几场大雪，又雨后初晴，融雪把当时的机场跑道变成了泥浆路，根本无法降落，只好该在哈密转乘汽车了。现在呢？跑道如何？心里想着不觉身躯一顿，耳里听到了飞机滑行的声音，女乘务员通知“乘客们，旅行终点站乌鲁木齐到了”下飞机一看，啊！好大一个国际机场，那巍峨的指挥塔，那宽大舒适的候机室，那全国民族大团结的壁画，那风景仙境一般的天池油画，似乎赶上了广州的白云机场了。迪化久违了！现在你的玉容如何？大概也像我一样，鬓发苍苍面有霜了吧。
    当年我们是坐汽车进入迪化的，寄宿在南梁那边一所旧纺织厂的破烂土屋之中，我们第一批被派来的四个八路军干部挤在一个炕上(四个人是李宗林(解放后任成都市长、四川省统战部长)，林基路(1943年壮烈牺牲)，夏伯勋(解放后任南京空军副司令员)，我)。从西伯利亚过来的寒风透过厚窗户纸，钻入被窝，火炕根本烧不热，冻得不能入睡。大雪胜似鹅毛，更像席子一般铺天盖地落下。第二天，太阳一出来，雪一化，却是满街泥泞，得穿上长到膝盖的长筒靴才能走路。记得当时要买一对这样的皮鞋，得拿上一小箱的新币才能买成(那时新币一元买不到一张草纸)那时只有盛世才居住的迪化公署，还有他岳父居住的明园、南园才有楼房，满街都是土屋小棚，全城人口不够十万。两所男中，一所女中，小学不到十所，商品奇缺，洋货成了珍宝。有些投机商人带上这些镜子、针头、小刀等洋货，到了牧场就发了大财，几根针可换一头羊，一面镜子可换一头牛呢！文化生活不外乎鸦片、赌博、唱十八摸、寡妇思凡和一些鬼戏，一到晚上，电灯不亮，蜡烛闪烁，听着满城的军号声，使人想起范仲淹的一首词：
    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938年初我们到了迪化没几天，我被分配任省立一中校长兼学院的哲学教师。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八年的巩固抗日后方的工作和战斗。
    对于一中的正常教学来说，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特权子弟仗势欺人，而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没有得到特别尊重，我在一中工作了一年，主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首先将参谋长汪鸿藻儿子及公安厅长李英奇儿子李树声两人的违法乱纪，仗势凌人严加处理，给汪一个处分，全校大快。其次在尊重风俗上，我自己以身作则，不吃猪肉，下令厨房给维汉两族炒菜用油及餐具碗筷分开，这样，全校皆大欢喜。最要紧的是我每天早起后即到操场集合学生，大教抗日歌曲，第一首就是大刀进行曲。与他们一起大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讲到唱歌，至今学生赵明、黎东群还记得我第一次带头唱起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声情并茂，使师生感动之事。我还组织歌咏队，到街头演唱宣传。过去迪化到处是毛毛雨、十八摸之类靡靡之音，一变为到处响彻激昂的抗日歌曲了。我还经常去学生宿舍和他们谈文论政，由此一来师生关系大为改善，学生思想也为之一变。
    “滴滴滴”，汽车的鸣笛把我的思绪带回来。
    汽车走在通向军区第三招待所的柏油路上，平坦快速而又舒适，两旁的参天白杨，一排排的闪过，像是绿树的胡同，简直是散步的理想场所，街上尽是楼房，已经有了十层以上的高楼了！而且设计师别出心裁，在楼房上用青绿色的颜料和各种小巧的装饰点缀着楼宇。此时广州虽说已经有了30层的高楼，但清雅幽静之意却有过之。招待所是8层大楼，室内沙发地毯、电视电话应有尽有，且房间宽敞，问陪来的直属机关管理局的同志才知道，中学已达30多所，小学百余所，而高校也有20几所了，全城人口接近120万了。多么大的变化了，可谓“天翻地覆乾坤换”我这个来自祖国繁华之地的老年人，虽一辈子见过不少大场面，却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也不禁为这种变化而瞠目结舌了！ (未完待续)
作者：李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