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7期】儒家学说的历史命运

    在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理论形态的主要有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和后来的禅宗学说。其影响当以儒学为最。
    儒家学说产生于乱世，应用于治世。汉、唐、宋、明固然以儒家为治国之根本，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两代也重儒学，也以儒学为政权的理论支持。自汉武独尊儒术，垂二千年，以五经确立根本，以学校养育士人，以科目选拔栋梁，以蒙学启迪童智，以廊庙实施仁政，以德行考察吏治，以宗族叙其伦常，以礼节安排长幼，以艺文推行风化，以教化协和万邦;其核心价值取向乃是儒家学说。如果说道家、佛家只在山林寺庙，那么儒家学说已入朝野上下，无所不在，弥漫于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因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宰和灵魂。长期影响所及，则进而渗入民族精神，塑铸民族性格。和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制度不同，中国两千年的宗法社会所实行的是政学结合的体制。儒学借政权见用于当世，政权靠儒学作理论阐明，两者相依相存。儒家学说培养和造就一代代人才，按儒家学说法先王建立的政治体制，对维护和推进两千年封建统治影响巨大，其学说自身亦得以充实和发展。作为学说的经典，由五经、四书五经到十三经，都是历代士人奉读的重要著作。
    儒家学说在中国有过近两千年显赫的历史，但是到了近代，儒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却一落千丈，从被怀疑、轻视、冷落到被批判，凡一百四十余年。儒学命运在两千年和一百四十年的历史反差，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社会根源的。
    从1840年到1980年，纵观中国一百四十年儒学衰败史，不难看出，儒学价值的低落，与清王朝式微、坍塌，与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的最后终结，与儒学自身从封建王朝剥离是并行的过程。这一百四十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890年之前的洋务运动，这五十年间，腐朽的清廷开始还幻想通过发展“洋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来维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既成局面。第二阶段是从189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三十年，清王朝被一举推翻，彻底摧毁了封建政治体制。长期依附于封建王朝的儒家思想已魂无体附，必将进一步受到彻底地批判。第三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人民解放斗争所走的是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成功道路。然而，这是对几千年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颠覆，当然无暇理会和崇尚长期附俪于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学说。第四阶段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的三十年，经过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已然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视保护古代文物遗存。早在1938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以总结”，这时也开始着手研究和总结儒家思想学说，孔子被尊为古代教育家。“文革”极左思潮打破了常规，传统文化遭到浩劫，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又大受贬斥，横遭灾难。文化大革命对儒学的否定达到极致，至此物极必反。从1978年至2008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则是儒学在中国从衰败走向复苏的转换时期。从此儒学不再受冷落和轻视。儒家经典大量整理出版；儒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著作不断涌现；媒体以图文声像的普及宣传遍地开花；传统蒙学读物重新在幼儿教育启用；孔子研究已有专门学术团体；以孔子为文化象征的海外孔子学院遍及各地。继清华大学为孔子塑像之后，在天安门东侧又竖立起孔子巨像，以祥和姿态喜迎四海宾朋，表明尊孔已是国家行为。尊孔的深入是读经。北京大学正在篹辑整理的大型丛书“儒藏”，更是儒学研究继往开来的浩大基础工程。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儒学复苏的开始。现在和将来，对于儒学复苏，必然是赞同与反对、乐观与忧虑、好评与贬斥并存。1905年废科举至今百年有余，此前士人皆诵读经书，此后士人多不读经书。按二十年一代人计算，已经是五代人不读诗书，疏离儒学。所以，时人对于从王朝剥离的儒家学说，参与21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价值和作用，乃至对世界文明将作出贡献的辉煌前景，实难想象。
    近百年来，儒学遭受冷落和批判，与长期所依附的封建政权剥离，这既是儒学的厄运，也是它的新生。儒学剥离的标志是它所依附的王朝从政治体制的摧毁到经济基础的彻底瓦解。儒学剥离经过反复锻炼，是真金不怕火炼，浴火重生的过程。儒学剥离是为儒学复苏作准备的，也是未来儒学振兴的必由之路。没有儒学剥离就没有儒学复苏和儒学振兴。所以“五四”以来先进的人们对儒家的批判，客观上正是将儒学从腐朽的依附之体解救出来，使其在未来新世界辅国安民，重放光彩。而且，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那时先进的人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以批判儒学，指明儒学长期依附封建王朝为非作恶的种种弊端，而在实际生活对待事业、父母、友朋、同志，却常以忠、孝、节、义等作为规范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对儒家思想显在的批判和潜在的认同，一方面，说明儒学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说明儒学是世上少有的、历史悠久、蕴藏丰富的宝贵精神财富。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总与人性相关，而人性从来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儒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立足人的合群本性，因而是一种可贵的群性文化。从对抗宗教束缚中衍生的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则是个性文化。在当今西方文化一味放纵个体生存本能而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儒家的群性文化在21世纪将日显其价值所在。儒学复兴与中华复兴应是同步过程。在中国已然落地生根的唯物史观文化的统领和指引下，儒学复兴将是中华复兴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将来儒学与现实生活结合到何等程度，具体情况不得其详。语云：“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今人不知后人事，无异昔人不知今人事，亦“笃于时也”。但是可以相信，如果当下从少年启蒙，普及儒学，经过两三代人的尊孔读经，到本世纪中叶，则儒学振兴必灿然可观。
    *本文是黄君良博士《郭店儒简研究》序言节录，黄君良原为暨大中文系1985～1989年本科生。
作者：毛庆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