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6期】追忆老校长

    在王越老校长溘然辞世之际，二十多年前担任过王校长助手的我，在收拾哀痛的心情与烦乱的思绪之余，努力回想在王校长身边工作的那几年的情景，写下一些零星的记忆残片，以寄托对老校长无尽的哀思。
    独特的人格魅力
    老校长最为令人心仪的，是他那种由斯文儒雅的学者气度、温文宽厚的长者风范构成的令人可亲可敬的人格魅力。
    身为副校长，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见过老校长打官腔、摆官架子。印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一位慈祥忠厚的长者。正是由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学者，跟教师们声气相通，所以像陈寅恪那样耿介的老先生，郭沫若甚至总理都劝不动他上京，老校长却能与之常来常往。我想：陈老先生或许没把老校长看成一位官员，而是跟他一样的教授、学者吧。1978年暨大复办时让老校长去动员那些在“文革”中伤透了心的教师们回暨大，有不少老教师回来了。我想，这恐怕也与王校长的这种人格魅力的影响有不小关系。
    鲜为人知的贡献
    1984年，暨大学生为了把尊师行动推向整个中国，联系了华南师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的同学，加上本校学生共12位同学，带着万份倡议书，兵分两路——一路骑自行车，一路乘火车——北上北京，上访团中央、全国学联等有关单位，呼吁建立教师节。
    老校长对这一行动非常支持，记得学生们出发前夕，我帮老校长抄写过几封信件，内容是给在北京的一些名人的，希望他们支持学生们的行动。给谁写的已经忘了，信的大意则依稀记得，如某某老友，久未谋面，时深梦寐。兹有暨大学生某某等赴京呼吁设立教师节事宜，请予支持是盼等。因为是用带有文言色彩的语言写的，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新中国设立教师节的倡议，始于1981年3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一份提案，但是作为体制外的、来自民间的呼声，是1984年广州几家高校的学生们发出的。这一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对于教师节的设立功不可没，而其中暨大的同学更有民间首倡之功。这一点，暨大很多人都知道；但老校长在其中也出过一份力，大部分人就不清楚了——因为老校长从未跟别人提过。现在，每年过教师节，我还经常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回忆起老校长在这件事情默默地作出的贡献。
    治学不辍的晚年
    作为学者，老校长在专业方面的著述，网上报道中已多有介绍。我想补充的是一件事：报道中提到，老校长八十多岁了还用英文写论文，这件事我是亲身经历者。记得好像是在老校长出国对外交流的时候，外方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把孔子称为万世师表，那么孔子的老师又是谁？老校长觉得自己有责任来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写了那篇英文论文送到外面发表了。那篇论文是我送去学校打字室打印的。从个人感受来说，作为教育学史专家，对老校长能解答这个问题我毫不怀疑，我吃惊的是他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到老、学到老、学问做到老，并且还能自如地运用外语写作，这让我这个刚毕业不久却把英语丢了不少的小年轻为之汗颜。
    亲切的关怀与培育
    到王校长身边工作时，我刚毕业。坦率地说，以我浅薄的知识，在治学上我是无法给王校长分什么忧的，只是作为助手帮助他查找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什么的，帮上一点小忙。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很惭愧。反过来，老校长的言传身教，却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从为人处事到做学问，因为有幸得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尊长指点，让我在教师生涯的起步阶段得以蹒跚学步。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老校长指定题目让我去做的，参加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是老校长帮着联系的。记得我有一次请教王校长怎么看待岳飞的那首《满江红》。因为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有些少数民族同志看了很不舒服。老校长既肯定了岳飞的民族气节和抗击侵略的勇气，又指出其出词作从今天眼光看确有大汉族主义之嫌，但另一方面又不应苛求古人有今人的眼光；还告诉我说中华民族是不断地融合、壮大的。一番指点，不但解答了我的疑惑，更让我明白看问题应该有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就是在老校长这种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教诲，让我一步步地成为一个还能胜任的教师。我觉得这不能仅仅看作是老校长对我个人的关怀，我更觉得那是他对年轻一代的培养。
    (作者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曾任王越老校长助手)
作者：倪列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