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6期】山高水长 风范永存

    2011年2月27日阅《广州日报》惊悉王越老校长于2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108岁。教育界和暨南大学的老寿星陨落了。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和暨南大学的重大损失。海内外的暨南人同感悲悼。2月28日，美国南加州校友会会长梅凡先生打电话给我，了解和核实王越老校长逝世的消息，足见王越老校长在海外暨南校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王越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暨南大学广州重建时期和复办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暨南大学的恢复、发展、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我国华侨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暨南大学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崇敬和爱戴的老校长。
    1958年，为适应广大华侨青年回国升学的要求，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亲自兼任暨南大学校长。王越教授由陶铸亲自点将，从中山大学教务长调任暨南大学副校长。
    暨大重建时，正逢大跃进，全国高校都在开展教育革命，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课堂教学的偏下，暨大不可能不受影响。针对这种情况，王越副校长即提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1959年2月13日-15日，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总结上学期工作，部署新学期工作，王越副校长在会上作报告，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要理论联系实际，转变教育思想，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切实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原则，学校决定实行“五一一”制，即每周(7天)5天用于教学，1天用于生产劳动，1天为休息。要求机关部门要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不得随意冲击教学工作。这对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暨大重建初期，基础比较薄弱，面临艰巨的建校任务。暨大开学后，根据陶铸校长的意见，成立建校委员会，由广州市市长朱光任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越副校长是副主任委员之一。建校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规划和领导学校的基本建设。学校动员和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为建设学校，改善办学环境而努力奋斗。其中，最大的工程就是修建明湖。1959年10月8日举行开工典礼。王越、梁奇达等领导身先士卒，带领师生员工投入到建湖劳动中。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于当年12月23日完成建湖任务。明湖不仅成为暨南园一大景观，而且是体现艰苦创业精神的一座丰碑。此后，学校精心规划，组织师生利用劳动时间进行修路、植树，绿化美化校园。
    1961年，学校根据“高教六十条”的规定，成立校务委员会，王越副校长任第一届校务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是学校行政领导权力机关。校务委员会成立后，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的精神，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原则，提出按照“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的方向调整系科专业，增设一些文科、财经科的新专业。暨大原是广东省领导的、以工科为主的学校，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1963年5月17日，中央批准暨南大学改为直属高教部的学校。
    学校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制订了《暨南大学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草案)》，成立了师资规划领导小组，由王越副校长任组长。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举办师资培训班，二是选派青年教师到重点院校进修，三是充分发挥教研室的作用，以老带新，帮助青年教师成长。另一方面是想方设法，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如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何家槐，著名作家、翻译家郭安仁(丽尼)，外国文学专家黄轶球等就是这一时期来校任教的。
    在教学中，学校强调必须打好基础，贯彻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针对侨校实际，学校决定把中文、外语列为全校学生的公共必修课。中文写作课理科学生每周3课时，修习1年，文科学生每周2课时，修习2年。外语课按程度分班教学，高年纪可采用外国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由专业老师指导，努力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
    为了争取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对暨大的支持，根据陶铸校长的指示，学校决定筹备成立董事会。1962年3月下旬，王越副校长专程赴京向中侨委主任廖承志汇报、请示学校办学问题和筹备成立董事会事宜。廖承志赞同暨大成立董事会。在中侨委、中共广东省委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暨南大学董事会于1963年2月9日成立。廖承志任董事长，王越任董事。董事会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从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暨南大学支持、赞助，有力地促进了暨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正当暨南大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之时，却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于1970年春被迫停办。王越教授调任广东师院(原华南师院)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
    197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杨康华任复办暨南大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奇达任副组长，王越为领导小组成员。当时，由于第一军医大学只退还小部分校舍，梁奇达、罗戈东、朱明等领导暂住在游泳池旁原侨生疗养所，王越教授仍住在广东师院。当时王越教授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他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不顾高龄，满腔热血地投入到暨大复办工作中，每天徒步从师院来到暨大。复办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王越教授除参加必要的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深入到基层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帮助解决困难。学校招生开学后，王越仍然任副校长，分管教学、科研工作。为了尽快建立正常教学秩序，他与教务长李天庆、副教务长何太，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教学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或到课堂听课，重点是听青年教师的课，指导教学，帮助老师提高教学水平。
    王越副校长十分重视科研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级给暨大下达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的任务。学校对此十分重视，决定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编写组，由张泉林任组长，王越副校长任顾问。当时上级只给任务，没有拨经费。王越副校长不仅对编写工作给予指导，还争取学校支持，将其列为学校的重点科研项目，帮助解决经费、办公地点的困难，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书稿写出来后，他又亲自审阅，并为该书写了《序》。《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于1983年3月由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1994年4月荣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王越副校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改任学校顾问，兼任学校咨询委员会主任。咨询委员会由有办学经验的老干部、老教授组成，是学校领导的智囊团，为学校办学献计献策，对学校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越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不仅对专家教授十分关心和尊重，对普通的干部、教师、职工也非常亲切随和。他对机关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相待，从来没见他居高临下对工作人员说话，更没见过他训人。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十分关心。在筹备复办暨大初期，他住在师院，我也住在师院东区原学生宿舍，他曾两次到我住处探望，其关怀之情令人难以忘怀。后来王越老校长搬到暨大明湖山岗上的教授楼居住。我常因工作或其他事到他家拜访，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家里所用的都是一些木制旧家具。他十分关心学校的工作，总是详细了解学校的新情况、新进展，并垂询我家里的情况。他是兴宁客家人，他知道我是潮汕人，有时还用潮汕话与我交谈，使我倍感亲切，如沐春风。有时他还送给我一些文史资料和诗词刊物。
    王越老校长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精通诗律，在繁忙工作之余，总是吟咏不辍，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有几次他写了一些诗篇，要我帮忙安排打印，并要我对他的诗提出意见。对晚辈如此谦逊，恐怕很少人能做到，他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真正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王越老校长晚年仍然心系暨南，关心学校的工作。在90周年校庆、95周年校庆、100周年校庆前夕，他不顾高龄，接受记者采访，回顾暨大重建、复办的奋斗历程，总结办学经验，希望现任领导和师生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王越老校长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品格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海内外暨南人心中。
    2011年2月28日于暨南园
作者：校长办公室原主任 马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