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9期】对话胡军校长：“十二五”将是暨大的“薄发”期

 
    暨南精神要在办学中展现出力量
    记者：作为百年老校的校长，您如何看待暨南大学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内核？
    胡军：从1906年暨南学堂成立，到如今暨大办学已有104年了。但因为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暨大百年多的办学历史被割裂成了好几段，历经坎坷，即我们现在概括的“三落三起，五度播迁”，真正比较持续的办学历程是1978年复办以来的30多年。暨大也正是在这些波折与奋起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特质。
    2006年，学校用了一年时间在全校开展暨南精神大讨论，发动广大师生从回顾校史、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成就等出发进行研讨，形成了共识，将暨南精神概括为“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16个字。从而起到了延续办学传统，凝聚人心和文化认同的作用。
    “忠信笃敬” 是百年来暨南人在奋斗中凝炼而成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判断，“知行合一”是暨南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才素质优势，“自强不息”是暨南大学在百年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最突出的精神品格，“和而不同” 是暨南大学最显著的文化风格和特征。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历经时间考验、在办学过程中展现出力量的精神才是有活力的，名副其实的。
    记者：暨大在办学过程中哪些方面比较突出，有何特色？
    胡军：暨南大学最大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办学宗旨上，即“宏教泽而系侨情”，这是自暨南学堂成立伊始就确定的宗旨，为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华侨培养人才，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这是暨大办学100多年来未曾改变的信念和宗旨。为此，学校确立了“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同时适应社会需求，面向广东和全国经济建设主战场。
    最明显的表现是生源国际化，多元文化汇聚。目前在校学生来自86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就读本科以上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地区学生占全国高校外招生的40%，是中国培养海外学生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这些学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俗、思维方式，并与内地学生相互影响，形成了国际文化聚暨南的独特氛围。
    为了适应外招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要求，学校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制度化努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实行春秋两季招生；拥有独特的考试系统（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两校联招）；在香港、澳门设立驻港办、驻澳办，在五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招生报名点，便于学子了解和报考；根据内外招两类不同学生确立不同的目标定位，分流教学，并设立特色课程，研发有针对性教材等。
    对于来自内地学生，侧重理论训练，着眼厚基础；外招学生则偏重其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暨南大学的毕业生素以“思维灵活、有创新意识、上手快”为用人单位所称道。
    大学要具有自我修正和主动调适的能力
    记者：当前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教领域对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大学去行政化”热议颇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胡军：《纲要》中的很多提法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重要指导意义，但目前还只是征求意见稿，今后将进一步深化。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其实《高等教育法》对此早有明确的规定。这一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重在落实。
    “去行政化”的问题，针对的是目前高校中存在的“官本位”现象。但我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去行政化”，而在于政府用对待行政单位的管理方式来对待教育。在政府主导的体系里，大众当然也把校长当“官”来看。相关的遴选机制、退出机制都还不健全，高校的行政化也不可能说改就改，一蹴而就。
    另外，高校在学科建设、招生培养、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自主权都不够，怎么办出特色来呢？面对社会的发展，大学有没有自我修正、主动调适的能力，这是一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还大学以办学自主权，落实大学自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让大学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发展。大学的改革发展中肯定会有阵痛，会有挫折，但要给大学空间去尝试、去修正、去调适，要相信大学有这个能力。
    校友校董招聘会是一面“镜子”
    记者：面对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暨大如何在专业设置、培养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培养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人才？
    胡军：毕业生就业难将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对此我有两点看法：一、目前是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但也存在着择业难的现象。毕业生对于地域、行业、起始薪酬的固有观念和选择，形成了扎堆大城市、热门行业的竞争加剧。二、学校的专业设置、教育方式是否适应社会需求。
    2009年，为了帮助毕业生就业，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和各学院做了大量的工作。3月和11月，我还先后向暨大的校友、校董、校市合作企业发出公开信，邀请他们前来举行了两场招聘会，反响良好。
    相对于实际的招聘毕业生人数而言，我更看重这一招聘会的“镜子”作用。校友校董本着对学校的感情和热爱，一定会就毕业生的素质、表现、后劲等方面坦率发言，通过他们的真诚反馈，映照出我们在人才培养上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促使我们不断改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校董、校友企业，校市合作单位”专场毕业生招聘会毕竟是应急措施，非长久之计。
    社会需要具有不同能力的人才，包括领导能力、创造能力、执行能力等。能够拥有复合型能力的人当然受欢迎，但客观现实是个体存在差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着眼于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培养有创造能力的人才。结合暨南大学实际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发挥学生视野开阔、善于思考、实践能力强的优势，培养具有活跃思维、有创造性的人才。为此学校正在开展新一轮专业调整和课程调整，根据暨大的学科优势或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专业；而对于社会需求量不大、或其他高校已经办得很好的专业，则逐步减少或取消，尽量扬长避短，实现差异化发展。
    未来的人才一定要对中国基层有深入了解
    记者：您对毕业生在求职一事上有什么建议？
    胡军：现在的毕业生都希望留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但人才过于集中，面临的竞争和压力就会很大，个人发展的机会在起步的时候就比较少。比如河源、韶关、清远等地招聘公务员，但我们的许多学生不愿去，宁愿在广州艰难起步。
    在我看来，选择二三线城市，个人获得的发展机会可能更大。以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为例，你想做一个大宾馆的总经理或管理者，一定要从铺床叠被、倒水端茶这些小事做起。小一点的城市，给你施展和锻炼的空间更大。在一步一步的积累中，你有机会对一个单位或机构的全局有深刻的了解，在业务能力、管理水平、人际交往等各方面丰富自己。没有这些基层的历练，没有对中国基层的深刻了解，一个人不太可能干出大事业。那些有志向、有才干的人，我相信，经过基层的历练后，对将来的大有作为一定有作用。
    有创造性的老师，才可能培养出有创造性的学生
    记者：现在社会上都在谈“创新性”人才，但从何做起呢？
    胡军：改革和调整，最重要的执行者是教师。如果老师都没有创新性，谈何培养创新性的学生？师资的培养和水平提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国外，老师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灌输知识，而是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而大学生之所以与众不同、为社会所认可，也正是他们的创新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学生在校期间，在老师的熏陶和引导下，培养这些能力，既要有IQ、EQ，还要有TQ（团队合作智慧）。我们现在培养的博士、硕士有可能就是将来的老师，他们在校期间所受的教育将影响他们将来教学的思维和方式。
    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内的中学生面对的是这样的历史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公元哪一年去世？最远打到哪里？——考察的主要是知识的记忆。而美国世界史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是另一种方式：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考察的主要是分析的能力两相对此，我们就能看出区别。
    鉴于此，学校师资力量的培训配合专业改革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我们将创造条件送教师前往港澳或出国进修、深造，以更新观念、提升能力；另一方面利用学校校友平台，为年轻老师打造暑期训练营，让他们到各企业进行培训，同时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派出老师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以提升他们了解社会需求、了解实务前沿的发展。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时间探索。
    学校改革和发展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办学质量。而这个质量可分为三个方面：科研质量、教学质量、管理质量。近年来开展的绩效工资改革正是为了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进行鼓励；在教学方面，我们对过去职称评定只看科研能力的政策进行了改革，从2009年开始，专门辟出“教学型”教授，让专事教学、能拿出过硬教学质量的教师也可以评教授，同时学校也将分期分批送教学名师、教学骨干出国进修培训；在管理方面，我们要励精图治，打造一支过硬的、高效率的行政团队。
    “十二五”将是“薄发”期
    记者：在番禺设立新校区后，暨大将如何调配现有校区资源，实现增量发展？
    胡军：虽然暨大拥有优质教育资源，但是由于本部空间不足，既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也无法承担暨大的使命。目前番禺新校区正在积极筹划中，并得到了国家大力支持，新校区第一期将有1400亩地。
    我们将组织专门团队，到已进驻大学城校区的高校深入调研，重点是弄清楚大学城建设现存的问题在哪里，待我们建设时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规划好，将新校区建设好。
    初步设想是广州本部（石牌校区）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保留少量本科专业；番禺新校区以本科教育为主；珠海校区将朝着专业化学院方向发展；华文学院将进一步巩固华文教育专业的优势；深圳校区着重发展旅游管理专业。总体而言，今后各校区的建设将实行“统一规划、差异化发展、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原则，力争发挥合力，让暨大办学规模和水平实现较大的提升。
    “十二五”是暨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十一五”是“厚积”，那“十二五”可能就是“薄发”期。2010年暨大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经费将达到4亿，社科基金也有大幅度增长。而且平稳快速增长是这几年的态势。我希望看到，在“十二五”期间，出现标志性的成果。（新闻中心 陈文举）
作者：新闻中心 陈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