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0期】暨大重建与复办时期的王越老校长

    王越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暨南大学重建时期和复办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新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的创办及其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暨南大学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所崇敬和爱戴的老校长。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兼任暨大校长。王越教授是陶铸同志亲自点将，从中山大学教务长调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同时担任暨大副校长的还有梁奇达、史丹。
    暨大重建时，正逢大跃进时期。当时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文化课的偏向。暨南大学也存在由于生产劳动时间过多，许多教学课程未能按时完成的情况。不纠正这种偏向，就难以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暨南大学从1959年起，就提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1959年2月13日至15日，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总结上学期工作，部署新学期工作。王越副校长在会上作报告，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要理论联系实际，转变教育思想，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并合理安排教学、生产劳动、休息的时间，学校明确规定：每周（7天）5天用于教学，1天用于生产劳动，1天为休息。强调学校各部门都要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不得随意冲击教学工作。这样就使教师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学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学习，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暨大复校后，基础还很薄弱，办学条件较差，学校仍面临艰巨的建校任务。根据陶铸校长的意见，学校成立了建校委员会，由广州市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王越副校长是副主任委员之一。建校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规划和领导学校的基本建设。学校组织动员师生员工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为建设学校，改善办学环境而努力奋斗。1959年冬，学校决定用集中劳动时间的方法，组织一次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建校劳动，这就是修建明湖。1959年10月成立建湖指挥部，10月8日隆重举行施工典礼，会后即破土动工。王越、梁奇达、史丹等校领导身先士卒，带领师生员工投入到建湖劳动中。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于1959年12月23日提前一个月完成建湖任务，1959年12月30日隆重举行庆祝明湖建成暨迎接1960年大会。明湖总面积24亩，全校师生员工在两个月中，共用劳动日14427个，完成25484.7土方，全校师生员工平均每人参加劳动6-10天，完成1.76土方。王越、梁奇达等领导带领师生员工建成了明湖，不仅成为暨南园的一大景观，而且是体现暨南人艰苦创业精神的一座历史丰碑。
    暨大重建初期，校园中有不少地方都是农田、荒地，学校精心规划，利用劳动时间，组织师生进行修路、植树，绿化、美化校园，不断改善教学、生活环境。今天暨南园中林荫蔽道，树木参天，其中有不少树木是当年师生所栽种。
    根据“高教六十条”的规定，学校于1961年设立校务委员会。1961年1月24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王越任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奇达、史丹任副主席。校务委员会是学校行政领导权力机关，下设建设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成立后，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的精神，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暨大重建初期，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根据陶铸校长关于把暨大办成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指示，学校有计划地进行系科专业的调整和改革，增设文科、财经科、理科专业。学校还制定了《暨南大学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草案）》，成立了师资规划领导小组，由王越副校长任组长。为了更好地争取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支持暨大办学，根据陶铸校长的意见，学校积极筹备成立暨南大学董事会。1962年3月下旬，王越副校长专程赴京向中侨委主任廖承志同志汇报、请示有关暨大办学的问题。廖承志同志听完汇报后，对暨大办学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强调，暨大还须艰苦奋斗，搞好基础，提高教学质量。科系和专业设置不宜过多，新闻和对外贸易专业应招收侨生。对师资问题，他也十分关心，除向暨大推荐一些人选外，还针对任用人才存在的偏向，着重指出，物色师资时对政治质量问题，应作全面、正确的理解。对补充教学设备和基建问题，也提出具体意见。关于筹备成立董事会问题，要求学校从速准备。
    暨南大学董事会于1963年2月9日成立，由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中热心教育人士和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共44人组成，廖承志任董事长。王越副校长任董事。董事会对暨大办学在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高校中，暨大是设立董事会的唯一一所大学，充分体现暨大的办学特色。
    至1966年，暨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暨大于1970年春被迫停办。王越副校长调广东师院（原华南师院）任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杨康华任复办暨南大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奇达任副组长，王越、罗戈东、朱明、李天庆、刘希正为成员。当时第一军医大学只退回小部分校舍，梁奇达、罗戈东、朱明等领导暂住在游泳池旁原侨生疗养所，王越教授仍住在广东师院。此时王越教授已经是75岁的老人，他不顾高龄，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每天徒步从师院到暨大，或参加各种会议，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学校开学后，他又任副校长，分管教学科研工作。为尽快建立正常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他与教务长李天庆、副教务长何太，经常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到课堂听课，知道教学，帮助老师提高教学水平。
    王越副校长十分关心、重视科研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上级给暨大下达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的任务，学校对此十分重视，决定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成立编写组，由张泉林先生任组长，王越副校长任顾问。当时搞科研，条件艰苦，上级只给任务，没给钱。王越副校长不仅对编写工作给予指导，而且帮助解决经费、办公地点等方面的困难，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终于编写出书稿，王越亲自执笔为该书写了《序》。《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于1989年3月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4月，该书荣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王越副校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改任学校顾问，还兼任学校咨询委员会主任。咨询委员会主要由有办学经验的老干部、老教授组成，其任务是对学校办学中的问题献计献策，为学校的建设发展作贡献。
    1994年春，有一天，王越老校长打电话给我说，有同志建议他将有关教育方面的论文集结出版，他要我帮忙了解、联系出版方面的事宜。接到电话后，我考虑到王越老校长在我国教育界的影响和他对暨大的贡献，其著作的出版，不仅是他个人的事，而且也是学校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于是我将有关情况及我的意见，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周耀明校长对此十分重视，经学校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将王越教授的论文集列入“暨南学人丛书”之一出版。1994年5月，《王越教育论文集》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越老校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不仅对专家教授们十分关心、尊重，而且对一般干部、教师、职工也十分亲切顺和。他住在明湖山岗教授楼时，我常因工作或其他事到他家拜访，每次都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十分关心学校工作，总是详细了解学校新情况、新进展，并询问我的家人、小孩的情况。他是兴宁客家人，他知道我是潮汕人，有时他还会用潮汕话和我交谈，使我倍感亲切和感动。
    王越老校长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精通诗律，在繁忙工作之余，总是吟咏不缀，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版诗集《红楼诗钞》。在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百岁王越诗文选》。承蒙王越老校长先后惠赠《红楼诗钞》、《王越教育论文集》、《百岁王越诗文选》等著作。拜读之后，对其道德、文章进一步加深了解和认识，深受教育和策励。
作者：马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