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6期】往事历历忆复兴

    (上接495期）学校方针明确了，教学是中心环节，教师的任务主要是教学，首先要上好课。陶校长说：“不管是新的老的，谁教得好，便是好老师，要名副其实。不管黄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吃老鼠便是好猫。”领导狠抓教学，老师们敬业精神十足，备课、上课、课外辅导非常认真。我们中文系有几位老师课备得烂熟，课堂上讲得条分缕析、娓娓动听，很受学生欢迎。陈芦荻老师讲诗歌，不是一般朗诵，而是富于激情、很有音乐韵律的吟唱；曾敏之老师的“文选与习作”课，出口成章，记录下来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随笔；彭俊老师讲《鸿门宴》绘声绘色，把古战场上剑拔弩张的人物和场面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学生无不折服。我的同窗李大洲（秦岭雪），佩服到五体投地，刻“彭俊门下走狗”印章自勉。
    那时，新教师上讲台，必须经过试教，并被“老教头”认可才行。我们中文系有几门课，从中山大学中文系请黄海章、楼栖、赵仲邑等老教授来上，每次必有该校助教随行听课，并为老教授提书包、斟茶倒水，毕恭毕敬。有榜样在，暨大的新教师也很勤奋。领导对教学质量抓紧不放，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检查督促。有一位教师口吃，上一堂课要预先在家对镜练习几天，精神可嘉，但效率太低，被淘汰了。另有一位教师，人到中年了，但半路出家，缺乏教学经验，板书中写了三个错字，被深入课堂听课的领导和同事发现，不久即被“炒鱿鱼”。“以老带新”、“领导听课”、“教师互相听课”的制度和传统，在复办后好长一段时间得到继承和延续，对保证教学质量确有作用。
    三、学生苦学
    复校不久，国家就陷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学生肉食少，油水不足，营养不良，时间长了，就发生水肿、肝炎、肺病等时代流行病，严重的只好退学。但是，大多数人还是熬过来了，不但坚持不缺课，不迟到早退，而且照样早起锻炼身体，参加建校劳动，如挖明湖、附属磨碟沙农场（现广州会展中心地段）的生产劳动和支援性的社会生产劳动等。当时，上课时间除有个别病号会留在房间之外，宿舍里空无一人。说个笑话：有一次，我们房间被小偷光顾，大概是顺利得手吧，不久他又再来。这一次，我们因故提前下课，把他逮个正着。他竟说：你们不是在上课吗？
    那时实验室、图书馆条件差，课室、宿舍不要说空调，就连一把电风扇也没有。天气闷热，或冬天严寒，不少同学还在挑灯夜读。我们的课堂笔记做得很认真。曾敏之老师让我们学习清人顾炎武写《日知录》，许多同学都天天写“生活笔记”。我记了三年，写满了六本厚厚的笔记簿，的确起到很好的练笔作用。
    复办第一届（1978级）的学生，基本上是当过“知青”的。“文革”使他们失去了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他们深切体会到能读上大学是多么幸福！所以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对于知识的追求，真是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我讲写作课，许多同学都拼命记笔记，似乎想把老师讲的话都照录下来。也难怪，那时候“文革”刚过，百废待兴，想找一本写作参考书也不易啊！但我告诉他们，写作课不需要死记硬背，听课重在理解、感悟，课堂笔记记下要点就行了，课余倒可以多做点联想笔记、心得笔记。这批学生已经够勤奋了，够下苦功了，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苦学出人才，复校、复办初期的学生，成才率较高，毕业后表现优异的相对较多。这一点，在暨大校史上成为突出的现象。
    以中文系为例，光是我能够数得出来的，就有著名作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作家）、诗人、书法家、华侨小说家、戏剧舞台艺术家、影视编导、文学名编、诗词楹联专家、香港著名爱国记者等十多人。张振金、秦岭雪、林克欢、钟晓毅、何慰慈、梁凤莲等，知名度都很高；汪国真的青春诗，更曾风靡神州。还有当中文系主任、书记的，当大学教授的。谢金雄当珠海市副市长和作协主席，黄旭辉、贾益民当暨大副校长，方烈文当汕头市文化局长等，都很出色。在县市下面基层工作的校友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学高级教师，还有特级教师、校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笔杆子……许多人在专业上或其他方面都有骄人表现。
    多难兴邦，多难也可以兴校。暨南大学两次蒙难，两次复兴，每次复兴后又是更大的飞跃。关键是暨南园人坚韧不拨，自强不息，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作者：黄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