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5期】往事历历忆复兴

    2008,暨南大学复校50周年、复办30周年。这是百年校史上两件大事,两次绝处逢生,意义非同寻常,值得好好纪念。
    1958年暨大复校,我考入中文系,成为首届学生;1978年夏天,母校发出商调函,召我回中文系任教。这样,我就有幸亲历了这两次复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往事,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
    一、创业维艰
    复校伊始，极为艰辛。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上海暨大并入复旦等校，只保留校名。1958年复校，地点却是广州，筹办者也完全是新的人马。所以除了继承一个校名，别无他物，实际上等于新办，白手起家。组建一个新家庭，柴米油盐，床铺被席，一切从零开始，已经是够头疼的了，何况办一个大学！当年国力尚未强盛、财物缺乏，其难度更可以想见。图书、设备不说，单说校园地皮就来之不易。从华侨补校接收过来的14万平方米校园实在太小，征地是必须的。但新征来的40多万平方米土地，都是市郊农民的菜地。农民想不通，不时有磨擦。有一次竟冲进来了一大群人，扛着锄头，举着扁担，在今经济学院大楼旁的大榕树下，作打架状——那棵大榕树，还挂着生产队往日开工敲打的铁钟。万事开头难，好在师生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好在有陶铸，有梁奇达，一个是省委书记（后又任中南局书记），一个是教育厅副厅长，都曾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指挥过千军万马。他们威信极高，足智多谋，办事果断灵活，给农民满意的安置和补偿，终于化解了矛盾。随即，大兴土木，明湖挖出来了，老六栋教师宿舍、明湖南岸小山上的教授别墅群、西区学生宿舍群、王宽诚教学楼、蒙古包等陆续建起来了。校园扩展到60万平方米，由岗顶马路（现在的中山大道）直到黄埔公路（现在的黄埔大道），南北贯通，一个初具规模的暨南园在广州石牌高校区雄踞一方了！
    如果说50年前的复校创业维艰，那么30年前的复办，则还有如凤凰涅槃般钻心的痛楚。“文革”动乱，暨大遭到浩劫，正当奄奄一息之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又横砍一刀，驱散师生，抢走校园，由从东北迁下来的第一军医大学占领，后来才知道这是该集团阴谋在广州另立中央的组成部分。暨大被撤销，并四马分尸：人员分别并入中大、广东师院（现华南师大）、外语学院（现外语外贸大学）和化工学院(现属华南理工大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也被瓜分殆尽。如果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不是彻底覆灭，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做出复办暨大的有力决定,如果不是叶剑英元帅、廖承志先生等关键人物的鼎力支持，暨大就不会有今天。
    记得复办之初，许多校舍还被军医大占用着，分散在四校的老暨大迟迟不能搬回来。我调回母校时，与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支援的教师一样，几乎无处栖身。当时学校的应急办法是：家属未随调的，暂住办公楼（现在的艺术学院），三四个人同住一间斗室，或在明湖北面的三层楼学生宿舍（后已拆除重建）住架床；如有家属的，则三两家人同住现苏州苑教工宿舍楼一个套间。此时，宿舍的楼梯、过道上，到处堆满行李家杂。有的老师只能在房间门前或房间内用煤炉烧菜煮饭。办公环境更差。中文系没有会议室，四五十个教师开会，只能挤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简陋办公室。凳子破破旧旧，也不够用，有的人只好站在走廊上侧耳旁听。这样寒酸的日子，熬了好几年！
    二、教师敬业
    复校之时，正值全国“大跃进”，高校都搞“教育革命”，重实践、轻理论，体力劳动占去了很多时间，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入学第一年，我们上课很少。第二年，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了，学校决定延长学制（本科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狠抓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办好大学，关键是师资。学校领导千方百计延聘良师来校任教。我们中文系最初的师资班子，全是从中山大学中文系和中大工农速成中学调过来的，多是中青年教师。不久，肖殷先生被请来了，当系主任。他是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有办学经验。他尊崇学术，敬重教授，但不走学院派办学路线，而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他一方面从中大、华师请来几位老教授讲文艺理论、古代汉语、训诂学、文学批评史和逻辑学课程，又从各地聘来了一批既有学养又有创作实践经验的诗人、作家、名记者,如陈芦荻、曾敏之、杜桐、何芷、杨嘉、艾治平……使教师队伍得到充实，教学质量迅速提高。
作者：黄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