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5期】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何用？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求其本意，子夏虽然鼓励读书人做官，但更强调做官者读书。奈何，人们往往各取所需，记其后语而忘却前言，以为孔子官本位意识之依据。此种解读，似是而非，其实大谬不然。
    读书不一定做官，但做官一定要读书。官者，管也，管理众人之事也。故为官者不可不立德，不可不明理，不可不循章。德由何立？理从何明？章自何出？曰读书而已矣。只有不断从实际与书本中汲取智慧,方能心存是非之念，怀抱诗书之气,遇事心平气和、张驰有度、进退有据,缓急有序,奖惩得当,游刃有余。古今中外无数杰出的政治家,之所以能够造福人民而名垂青史，概因读书而致之。此可谓心底无私天地宽,腹有诗书气自华。然而，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读书之事难以为继。历史与现实之中，为官而不学无术者亦夥也。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唯利是图，独断专行。如此庸官，虽然位高权重，实则危如累卵，终究难免陨落。待到身败名裂之时，方才感悟“书到用时方恨少”，则悔之晚矣。是故，读书须在年少之时，须在未显之时，须在赋闲之时，须在困厄之时。
    凡事有动必有静，有进必有退，有合必有分，有显必有隐，有顺必有逆，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有喜必有忧。反之亦然。此乃天地循环之道，非人力所能变更者也。故为官处世之道，理应顺乎时势，进退任其自然。奈何为官之人，往往恋栈，难以自拔。然俚语有云，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香。恋栈既久，久则生变。一旦官场失意，人走茶凉，则顿感孤寂。此其时也，门庭冷落，音讯杳然，人情乖张，世态炎凉，冷暖自知。当此故旧相违、度日如年之际，吾谁可依？曰唯家人，唯挚友，唯平生相伴、不离不弃之书籍。书籍者，可以慰籍心灵，可以振奋精神，可以强健体魄，可以救赎性命。“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陶令所言，盖亦有感于斯焉？更有甚者，虽身陷囹圄而以监舍为书斋，虽遇天灾而以绝境为课堂。读书之效何以至此？盖因当此之际，捧而读之，得失不计，利害不较，生死不顾，天理不隐。于是，事理之精微得以探寻，人性之真谛得以考究，思想之火花得以闪烁，文辞之锦绣得以成章，浩然之正气得以养成，生命之辉煌得以张扬。由是感言，开卷有益，可谓不虚矣。然仔细斟酌，其实未必尽然。不开卷肯定无益，而随意开卷也未必有益。开卷是否有益，关键在于所开者为何卷。所开者若为黄卷、黑卷或邪卷，则开卷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害莫大焉。所开者若为正卷、雅卷或香卷，则开卷必定有益，益且无穷。不仅如此，即使所开者为正卷、雅卷或香卷，阅读者也须兼容并蓄，毋失偏颇。唯其如此，方能造福家国，滋养心身。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为厉行新政、回击非难，曾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法”相宣示。以改革勇气而论，荆公此言足以振聋发聩，激越千古。然其置天命与人言于不顾，则显然失于偏执。中华文化以《易经》为源头，略分儒道两家。儒家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为改革创新思想之源泉也。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为科学发展观念之滥觞也。此两者，均为至理名言，执政者若能交相为用，则国家呈现改革开放之生机，人民享受丰润和谐之幸福。反之，若循一时之需，撷片面之辞，逞偏激之勇，必至天地违和，重苦苍生。每鉴于此，澄怀高洁之士，莫不击节长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唯有经典意境高。
作者：蔡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