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1期】郑洪年首创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郑洪年（1876-1958），字韶觉，号群庵，广东省番禺县人。早年师从康有为，后就读于广雅书院，毕业于两江法政学堂。一生历尽历史的潮起潮落，先后在清政府（光绪、宣统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职，重视并致力于华侨教育事业，曾两度出任中国历史上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学校暨南学校校长一职。他在任职清政府两江总督府学务处期间，参与暨南学堂筹办工作，并于1907年至1909年1月出任暨南学堂第一任堂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辞堂长一职，北上就任于清政府北京交通部。清朝灭亡后，于1923年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1924年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厅厅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郑洪年历任财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设部次长，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教育部大学理事会理事、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期间，于1927年6月至1934年1月重掌暨南。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移居香港，创办华夏学院、汉华中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俘虏，先关押在集中营，后押至上海，迫使其出任汪伪政府职务。1948年再度旅居香港， 1952年回上海定居，直至逝世。主要著作有《郑洪年华侨教育言论集》、《郑洪年一年来国难中的教育言论（1932年3月～1933年1月）》、《橐园诗稿》等。
    他重掌暨大七年中，暨南学校从一所中学升格为国立大学，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吸引越来越多华侨学生前来求学。暨南大学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学校声誉日隆，事业如日中天。这期间，郑洪年校长积极筹办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使其成为暨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努力维持该事业部发展一事，尤其值得一书。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是一个专门从事南洋问题研究和华侨文化教育工作的学术机构，旨在指导南洋华侨事务的改进及南洋各种问题研究。192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机构几易其名为“南洋文化事业部”（1928年10月改）、“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1930年9月改）、“海外文化事业部”（1934年改）、“南洋研究馆”（1937至1949年）。随着暨南大学1949年8月停办，南洋研究馆也随之结束。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是在学校经费拮据的情况下，艰难创立；之后，又屡遭战乱，部务维持实属不易。但该部仍能克服种种困难，苦苦支撑22年之久，这与郑洪年苦心擘划始终致力于华侨教育事业的精神核心地位作用是分不开的。郑洪年校长在任职期间，罗致一批研究南洋问题的专家学者到部工作，使该部运作日臻完善，发展初具规模，研究对象也由南洋扩展到美洲，继而到世界各地的华侨。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的创办，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只得靠开创者一步一步探索，这其中郑洪年校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在他的主持下，事业部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活动事务基本成形，后来部务基本都是按照这套方法操作。他拟订《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宣言》、《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组织条例》等规章制度，使得事业部能在制度框架里良性运作、发展壮大。在职期间，事业部两次改名，组织条例也经过两次修改、完善。1928年10月最后确定组织条例,后继工作者基本上都是依据该组织条例的规定发展部务。如1928至1944年出版《南洋研究》;1929年召开南洋华侨教育会议;1936至1937年举办侨民师资训练班等。在郑洪年指导下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指导了日后部务进展的方向。另外,郑洪年当初为事业部所聘用的专家,如刘士木、李长傅等,对后来事业部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其次，在政务繁忙之时，郑洪年校长仍认真积极参加事业部工作。
    事业部组织条例规定，该部委员长由校长担任。郑洪年出任事业部委员长一职，掌管部内外一切事务，责任非常重大。当事业部按该组织运作一段时间后，发现不适宜，便于1928年2月将教育、调查、指导、宣传、编辑五股合并为教育、文化两股，集中力量办事，提高工作效率。1928年10月第一次部务会议上，进一步调整、完善事业部组织机构；郑洪年聘请刘士木担任部主任，由其计划、执行部务，郑仍处于事业部的精神核心领导地位，把握事业部大的发展方向。具体体现在：郑洪年关于华侨教育见地深刻、独到，并有远见。他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提出的两个议案均被采纳。他充分认识到教育文化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战术、枪炮；所以，他在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成立伊始，即与该部同人商议编辑《南洋研究》，按月刊行，希望引起中国人研究南洋问题的注意和兴趣，改变中国要依赖外国人关于华侨问题著作的局面。《南洋研究》于1928年1月出版第一期，一直出版到1944年。该杂志刊登研究南洋问题的学术性著作，是该部一项重要工作。另外，郑洪年早在1928年11月开始积极参与南洋华侨教育会议筹备工作，作为会议筹备重要成员。郑洪年这种积极努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的精神，不断激励后继工作者克服经费、战争影响等困难，继续事业部的工作。郑洪年的精神领导作用对于事业部的发展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运用策略扩大事业部的影响。一是引起校内广大师生对事业部的关注与支持。在事业部成立时，就一直酝酿召开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团体代表的招待会。该招待会于1927年10月29日在新图书馆举行。事业部秘书长徐中舒代表郑洪年委员长讲话。会上教授、学生、华侨代表先后演讲，肯定郑洪年校长首创之举，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事业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二是扩大事业部在校外的影响，以达到引起社会关心南洋问题的目的。利用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任职，使该部的成立取得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核准，从法律承认方面提高了事业部的地位。通过在暨大校外的公务活动，宣传事业部重视南洋研究的宗旨，引起更多人对南洋华侨的关注。例如，在出席全国教育会议上，郑校长提议：侨务委员会、侨务局应支持事业部调查、联络南洋各种教育团体的工作，并将南洋中小学校学制划一，使其与国立暨南大学衔接。
    由于郑洪年校长的努力，在他主持暨大校政期间，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达到了鼎盛。随着他1934年1月离职，以及国难越来越深重，日本一步步扩大侵华步伐，尤其“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事业部发展受到极大影响，部务一步步走向式微。及至抗战胜利后，也无法重振雄风。随着1949年8月暨大的解散，该部同时停办。
作者：文学院历史系07级研究生 曾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