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6期】关于明湖的命名与日湖、月湖的方位

  2007年7月10日《暨南大学》报发表了黄卓才副教授一篇大作，题为《哪个是日湖 哪个是月湖——明湖名称考辨》。作者对明湖的征名、定名情况及日湖、月湖的方位进行了一番考辨，提出自己的见解。
  作者认为，百年校庆期间，学校在日湖、月湖湖心亭挂上牌匾和对联，“这两个牌匾挂错了！”文章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辈暨南人都知道，东边为日湖，西边为月湖。”关于明湖的征名、定名的情况，文章说，1960年元旦前后，学校举办人工湖的“征名竞赛”，结果，夺魁的是我们中文系的杨嘉老师。至于为什么会发生日湖、月湖互掉的错误，作者说，“据我初步考查发现，从文字记载看，主要是由1996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暨南校史》开始的。”“校史为什么这样写，根据是什么？据有关编写人员介绍，是根据档案记载。但我到学校综合档案室查阅档案，并无日湖、月湖的具体记载。”
  明湖是暨南园里最重要的景观之一，与暨南大学广州时期的历史紧密相连，海内外的暨南人对明湖都怀有特殊的感情。对明湖的命名与日湖、月湖方位的考辨，应属于校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应以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讨论。研究历史，包括校史，最重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应以第一手材料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我拜读了黄卓才副教授文章后，感到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核实。因为1996年版的《暨南校史》是由我任校史编写组组长，该书第四章《广州重建时期的暨南》又是由我撰写的。于是我查阅了当年写校史时所作的笔记，获得重要线索，找到了第一手的材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校刊合订本。这本合订本原存于学校综合档案室。2001年95周年校庆学校设立校史展览馆，把这本合订本转到校史馆作为实物资料展出。所以黄卓才先生到综合档案室寻找而未得。
  在明湖竣工之后，学校于1959年12月30日隆重举行庆祝明湖建成暨迎接1960年大会。当天，校刊《暨南大学》报在第一版头条版面刊发了《暨南大学建明湖指挥部关于完成修建明湖任务的公报》，对有关人工湖的征名、命名情况和日湖、月湖的方位，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记述：
  我校人工湖建成后,公开征求命名,师生踊跃应征,提出数十种名字。现经全校师生民主讨论，多数通过，学校批准，决定接纳中文系萧殷主任和杨嘉副教授的建议，把人工湖定名为明湖。
  明湖的意义，是象征日月般的光辉照耀着暨南大学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前进。
  明湖又是师生在党委领导下迎着朝日，背着夜月，日夜苦战而成的。如今把日月“摘”下来，放之校内，成了这个明湖。这固然寓意战胜困难，取得光明之意，形象也很似日月。总称明湖，东面是“月湖”，西面是“日湖”。
  将来明湖如明镜，照着我校早晚披换新装，奔向共产主义。
  1996年版《暨南校史》有关明湖的记述，正是根据《暨南大学建明湖指挥部关于完成修建明湖任务的公报》的相关内容写的，是正确的，并没有把日湖和月湖对调。而黄卓才副教授的考辨文章，却把日湖和月湖的方位搞错了。此外，该文在讲述明湖提名人时，只讲杨嘉老师，而没有提中文系萧殷主任，也是一个缺失。
  至于当年学校为什么把西湖定名为日湖，东湖定名为月湖，《公报》中并没有作说明.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当年明湖的两个湖的状况,或许有点参考作用。在明湖竣工之后,学校即在西湖的湖心岛上建造了一座红柱绿瓦的凉亭,种植了树木,还建造了一座有护栏的桥梁,把湖心岛与湖岸连接起来,使之成为师生员工课余和节假日休憩的一个景点。而在东湖虽然也有一个湖心岛，但岛上并没有什么建筑物，没有栽种树木，也无桥梁与湖岸连接。数十年来，许多师生、校友拍摄了大量明湖风光的照片，大多数都是西湖的风光照片。这说明，明湖的两个湖中，西湖的地位更为突出，更能体现其作为日湖的光辉。而东湖，直至1986年为了迎接暨南大学建校80周年，学校才在东湖的湖心岛上建造了蘑菇亭，栽种树木，并建造了一座桥梁，把湖心岛与湖岸连接起来。从此东湖也成为师生休憩的一个景点。
作者：马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