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8期】谁给道德撑腰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北大副校长吴志攀这段话经微博转载后，随即掀起一波造句运动，各个大学的版本先后诞生，史称“校长撑腰体”。
“撑腰体”火了，却也印证了现实的无奈，南京“彭宇案”和佛山“小悦悦”，连同倒地的道德，拷问每一个大学生，倒地老人，你敢去扶吗？扶不起老人，道德也躺在地上呻吟不已，若扶得起老人，谁来给你撑腰，谁来给道德撑腰？
倒地的道德，从前却是站起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文明，礼仪之邦，优越的道德感，即是我们曾经引以为傲且屹立民族之林的资本，缘何今日却成为扶不起的阿斗、被人耻笑的把柄？私以为，民国之后，我们其实是断裂的社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反右以及文革，各种“把一切砸烂”，各种破四旧，堪将中华传统文化拦腰截断。加之今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发展主义的强烈渴求和对GDP的盲目崇拜，引得国民为钱尽折腰。
马克思说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建立在一种市场经济的普遍制度信任体系之上，权力、市场与资本交媾本就使中国经济呈现一种畸形之像。不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原有传统规范已经打碎而新的制度尚未成熟，纵向传统文化的断裂，横向社会各阶层的断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称之为“断裂社会”。道德体系的滑坡甚至是崩溃，便有如附骨之蛆，尾随而来。传统文化的四维(礼、仪、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留存的却剩几分？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份图景：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当今中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从费孝通笔下传统的差序格局正向现代化迈进，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既是理性化。曾有的熟亲信机制慢慢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逐渐科层制、机械化、原子式。面对这样一个由弱关系链接的社会，每个人必须做出理性选择。前有“彭宇案”，再有“许云鹤”，“小悦悦”的出现就一语成谶。当你面对一个摔倒的老人应该怎样选择？是扶起他，然后面对可能的感谢，或是可能的讹诈，甚至法律以“不是你撞的，你为何会扶起她”为缘由判决你大笔的医疗赔偿？亦或是做个旁观者，安全的离去？理性的选择不难做出，在风险社会，理性行动者所做的仅仅是规避风险。
民主社会当然不能干涉别人做出自己的选择，况且还似乎是理性的选择。但法国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于民主社会的分析向我们揭示，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每个人不可避免的陷入“平庸的恶”，陷入民主社会的“平庸悖论”，陷入了“温和的专制”或是“多数人的暴政”，即实施范围广，方式温和，只是使人消沉而不直接折磨人的暴政，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在这种新型的精神专制下，充满了心智闭塞、灵魂败坏、德行侵蚀，外表自由却精神奴役的乱象。人们彼此相似平等，奔波追逐琐碎而庸俗的快乐，每个人离群索居，对他人漠不关心，自私成为自爱，冷漠成为公德。真是活脱脱一幅现世相，看看那18个路人，难道你还认为他们只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自己投票完成对自己奴隶身份的选举。
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民主的口实，然后去要求一个绝对权力来为我们划定范围，实施对道德的暴力救治，况且我们现在的民主还远未达到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的水平。社会也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理性社会，我们还有感情，还有道德。但是，让道德去救助道德，往往并不现实，有时候甚至是无力的。你见到有谁会拽着自己的头发而将自己拽离地面吗？不能拒绝民主社会，不能拒绝理性选择，那么我们难道真真要抛弃了道德，推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扶起道德，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承受风险，追逐冷漠。“校长撑腰体”的爆红，为我们指出一条尚可行的通的路径。有人为我们撑腰，我们便能够克服对于未知风险的恐惧和害怕，我们就敢去扶起老人，敢去扶起倒地的道德。北大有副校长撑腰，因为北大有法律系，还有金融系作后台，各种版本的人有也有各个单位撑腰，有的是各色各样的“后台”。原来，后台才是关键，才是我们敢于扶起道德的底气。那便寻找，什么才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后台？
政府算不算？如果我们的政府能给每个公民提供完善的法律和经济、医疗保障机制，那么出于经济角度的讹诈或将大为减少，甚至不复存在，而见义勇为者也无需过分担忧补偿与法律责任的判定。可见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能，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日后还需加紧鞭策。
也不要对立法报太大的期望，我们并不是没有法律，“光说不练”的法不在少数，法是立了，但执法主体不明，执法客体可疑，执法程序不清，执法倾向不公，结果立了跟没立一般，老百姓“老不信”，恐怕连立法者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能力解决上述的问题，那么，法还是别立为好，省得民众再给自己的头上添一道紧箍咒，也为质疑司法公信力再添一道口实。
有一个段子，说哈师大历史系教授林奇有评论：“小悦悦被撞后，为什么陈贤妹会伸出援手？这绝不是偶然，完全是受教育不够的结果。她早年没读过几天教科书，多年来又忙于谋生，不读书不看报，不注意理论学习，不主动接受宣传，没能改造世界观，结果导致良知未泯，天性犹存。” 所以，教育是一个可疑的对象，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大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教育被规划，被设计，行为却背离了这些规划与设计的初衷，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老调重弹，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若教育再不去行政化，已经到了威胁中华道德体系的地步。作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社会，不要作功利教育，建立冷漠社会。让教育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质吧，这样培养出来的公民，或许还有怜悯之心，恻隐之心。
寻来寻去，寻到我们自己。那么我们自身呢？我们可以作自己的后台吗？如果，我们能自由结社，建立自己的的法律救助体系，有人讹诈我们，我们可以挺立互助，据理力争，开明事理，博取舆论，讹诈多半不能得逞。如果我们败诉了，会有专门的救助基金，使我们不必为赔偿而伤透脑筋，或者我们扶起的老人通情达理，即使担心自己的医疗保障而我们的社会可以找到慈善机构担保理赔，天下岂不太平？
北大校长为北大学子撑腰，体制内的人有体制撑腰，体制外的人却要互相撑腰。不必怨天尤人，不必自怨自艾，重新发现社会，重新发现自我。我们既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后台。有我们给我们自己撑腰，让我们自己给道德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