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8期】教学相长 没有哪一方可以置身事外

“文革”结束后有幸考入大学的学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减去十岁”的精神，发愤苦读，抢救逝去的青春，加之拥有后来渐成精神财富的苦难经历，这一代学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革开放行列中去，且少有偏激，因而自然而然成了各自领域的骨干力量，形成影响深远的“老三届”、“知青一代”。
上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还是充满激情和诗意的年代。大学的招生数量极少，大学生依然被视为“天之骄子”，在国家统包统分的政策之下，没有人会有就业的焦虑。根据浙江大学哲学系1979级学生赵振江的回忆，“当时班级有27人，毕业分配时有5人到了浙江省社科所，3人留学任教，2人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还有2人到浙江省省委党校，其中还有不少分别回到地方所在的高校或者科研所任职”。其时的务实之风和相对均衡的分配体制，让良好的学习风气得以延续。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和1997年中国针对高等教育的全新的颠覆性的思维，大幅度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使命。自此，高等教育的责任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从1998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入疯狂扩招阶段，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70万增长到2011年的675万，而在校大学生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2500万。学风校风教风问题似乎应“时”而生，愈演愈烈，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
精英化的教育向大众化的转向、功利主义的抬头、因门槛降低而产生的资质的芜杂、身份荣耀感的丧失、接受就业市场的残酷挑选……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失去了踌躇满志的理想或诗意，更不用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之类的豪言，而转向对市场、雇主的迎合。面对市场、资本的压迫，各种约束和垄断，大学生自我精神的“矮化”在悄无声息中趋向于“默认”，与求职或实际生存无关的学科或知识皆难以赢得认同，受到欢迎，而“成功学”、求职、考研、攻略之类“短平快”的课程则大受追捧，时代的原因不可推卸。面对大潮，大多数人选择顺势而为，再正常不过。
但如果就此认为大学生无理想无追求，对于课程质量无动于衷，则过于武断了。一方面，学生对于课程设置的陈旧、不合时宜，教师的照本宣科、与实际脱节心存不满，以“口头”或“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另一方面，包括哈佛、麻省等名校的网络公开课，甚至涉及“正义”等看似“无用”主题的公开课受到一致的热捧。这又似乎说明学生对于高质量、带有启发性指导性前沿性学科内容的潜在需求和内在动力。三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提供的课程和讲授质量，不无关系。
目前在大学里就读的学生，大多是90后，在市场经济意识熏陶下成长的一代，有着与80后、70后甚为迥异的喜好和思维方式，如果我们的老师不加思考、完善，以惯常的一套来“传道授业解惑”，遇到问题、出现“逃课”现象在所难免。师者要调整观念，真正从学生的特点、心理和思想实际出发，为他们提供新颖的、可接受的内容。
而学生也要明白，任何学科的建构和传承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而大学培养的学生仅仅是一个具备综合素质的“准人才”，其中的学习方法、研究习惯和再度学习的能力方为重中之重。指望通过课堂学习而包打天下、现学现用的职业教育思维应该有所调整。在一所优秀的大学里，在名师的带领指导下遨游知识的海洋，与优秀的同学交流探讨合作，从而具备更为扎实的基础、奠定适应不同行业的知识储备，已备随时再学习、不断更新原有的知识和结构，应该是较为实际的大学养成之路。
若从经济角度考虑，除了国家投入的大笔经费外，每个学生所交的各种费用，若以所上课程为分母，每个学生每节课的平均价格大约为50元(王小妮《上课记》)，或者更多。面对不菲的售价，我们的大学生有责任珍惜父母为我们创造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有权利要求授课的质量达到应有的水准。
所以，师生的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促进，教学相长，是修正、提高课程质量的必要途径。作为独立的、能够且应该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主体，师生都要为这个“授受”的达成贡献智慧、精力与耐心--因为，无论外在环境有多大变化，我们都应是有理想、有抱负、以承担特殊使命自许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