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8期】十年磨一剑，鋳就《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

2011年11月12日，对于十年潜心著一书的刘家林教授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的新闻史专家、学者齐集暨大，参加刘家林教授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作品研讨会。刘教授身着一件褐色休闲夹克、一条深蓝色休闲裤，安静而谦逊地倾听着每一位发言者对其著作的评价。
“竭泽而渔”，成一家之言
“10年时间，121.2万字，1154个注释，上下两册共745页，记载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刘家林教授著作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系统描述了1949年至2009年间新中国新闻传播的重大事件，总结了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的经验与教训。全书史料翔实，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为一体，既易读懂又有深度。“越宏观的历史，越是狭隘的历史；而越能沉淀到生活中去的历史，越是宏大的历史。我们宁可面对有个性的历史，也不愿意面对全面却概括的历史。”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单波教授评价刘教授新书时说。
从2000年暑假开始“搭架子”构思到2010年9月完稿，《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刘教授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在于他的“大新闻传播史观”视角，这种视角突破了旧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不再局限于对单一的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而是对新闻传播史的三个领域即“新闻传播业发展史”、“新闻体制及制度发展史”和“新闻传播思想及观念史”的综合研究。“我们通常讲新闻史，一直都主要指‘新闻事业史’，但事实上，‘事业史’只是新闻史的一方面，它之外还有很多内容，就如露在水面上的冰山山尖，更大的内容是藏于水下的冰体。”刘教授多年的挚友，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说。
在谈到为什么要花十年时间来写一本如此浩大的著作时，现年58岁的刘教授说自己还“年轻”，仍有远大的学术抱负，想要学习的火花并没有熄灭。“人生有限，文章不朽。我希望我的文章都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能成为益世之作，能成一家之言。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要有打深井的‘沉潜’精神，能吃得苦，不浮躁。”他说。
刘教授著书的一大鲜明特色就是史料翔实精确，学风谨严。《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共有1154个注释，这些注释既包括了新闻传播历史和前沿的资料，还有政治、哲学、文学、摄影等学科的知识。而这些都是刘教授自己整理的第一手资料。“要写一部真实、客观、全面的当代新闻传播史，关键要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防止人云亦云。”一直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刘教授告诉记者，为了搜集到更多翔实的史料，他跑了全国不少图书馆。每到一个城市开会，他都会抽出时间到这个城市的图书馆看一下，自己没办法去的地方，就委托学生帮忙搜集资料。
做学问要有拼搏精神
采访中刘教授说这部书稿成书异常艰辛，是一个“难产儿”。这十年，他先后担任新闻系副主任、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等党务及行政教学工作。在繁重的行政事务、教学工作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刘教授只能利用节假日及晚上的时间来潜心写作，常挑灯夜战至凌晨两三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赶稿子，基本上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常跟自己的学生提到他人生的座右铭：“生前少睡，死后长眠”，希望用尽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去做学问。
“有段时间头痛得不行，就去看医生，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夫人很担心，骂我不顾身体，想要我住院，可我管不了那么多，先把文章写完再说。”刘老师说。他的女儿告诉记者：“写书期间，父亲曾被诊断出脑部长了一个肿瘤。有一次他晕倒在厕所里，幸亏发现及时。”
“从那次晕倒事件之后，只要刘老师在办公室加班时，师母总会特别提醒楼下的保安间隔一段时间去敲一下他的门，怕他出什么事。”刘教授的学生王明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1989年至今，刘家林教授已有六本著作相继出版，著书三百多万字，其中，独立完成二百五十多万字，并发表了学术论文30余篇。然而现年58岁的他并不满足于过去的辉煌，称将继续在学术之路上探索前行，他告诉记者，目前手头正在筹备《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的出版工作。
活到老，学到老，手不释卷，笔不停挥
刘老师告诉记者，自己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喜欢看书。他认为，看书是自己的职业，是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很丰富，也觉得很幸福。唯一稍感痛苦的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认为自己就像在暮色苍茫中赶路一样，很多东西都来不及完成，人生已去一大半。“看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时常停不下来。陈寅恪在写书时眼睛几乎都失明了，自己没办法写，只能口述，然后让助手一一记录下来。韬奋先生、范长江先生、穆青等等，他们的作品都是伟大的传世之作。这些人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自己奉献在著作中。我在写书的过程中也希望自己能‘笔锋常带情感’，能感染到读者。”刘教授说。
无论是做研究，还是上课，刘教授说自己总能做到精力充沛，虽有五十几岁的身体，但却有一颗年轻的心。上课时从不喝水，也不坐下休息。他早期喜爱游泳，武汉的东湖是他的最爱，他也热衷跑步，现在则倾向于散步和羽毛球。刘教授自豪地告诉记者：“我的身手还是很矫健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锻炼身体，就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能够让我好好地做研究。”
在从事教学工作长达36年，硕导生涯16年中，刘教授认为，人一定要有压力，生活得太安逸就会一无所成。现在的学生要吃得起苦，做学术不能走捷径，一定要潜下心来广泛阅读，博览群书，要有“横扫暨大图书馆”的“野心”。读书时一定要做笔记、做卡片，要有学术抱负，眼界要开阔，要好好追求学习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急功近利，急于出成果，那就会束缚自己的想法。任何事，努力了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过程中，其实就有了收获。
采访结束的时候，刘教授勉励记者：“我们要以优秀的学校，优秀的学者为榜样，注重学术传统。要向人大、复旦学习，方汉奇老先生八十五岁的高龄还在做研究工作，坐飞机的时候都在看书、看稿子，思考问题。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