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0期】“研究僧”的春节

收到编辑部约稿消息的时候，同学A君正来与我商谈某个观点。我顺势将这个题目分享了予他。我说不若你也试试？他连忙摆手，好说歹说之下，A君始答应由我代笔，他口述谈谈他的那个春节感受。鉴于篇幅有限，我且将部分整理如下。
春节似乎成了整年下来都闷闷不乐的小城唯一的乐趣。一般过得不错的人都会选择驾车回家，似乎这一点已经成了“衣锦还乡”传统在现代的新表述。遇到亲朋戚友，他们都会忙不迭问你，买房了不，咋不开车回来。当你傻愣愣地说，我还在念研究生的时候。他们看你的表情就如同见到了数十年未睹之怪现象一般。昔年一起求学的中学好友，好像一下子全部发了福，拖家带口，满怀激情地向你诉说那些年学到的生意经。
A君点了根烟，吐了一口。突然好像单元总结一样，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过年在刚本科毕业没多久的人眼里，是一个暗暗较劲的矛盾焦点。好像在学校里熬了十多年，终于能有一天抓住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我们’崩塌了”。他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几个字。青年原本属于一个将会承担越来越多社会责任和道义的群体，只是现在由于某些不太好的风气，使他们躁动不安，急着和孔方兄称兄道弟。研究生的确是一个尴尬的群体。在春节这种大团圆、亲朋戚友间分享一年来成绩的时候，在未曾拥有读书风气的普通家庭中，他们依然会被认为是未能自食其力，未能融入社会乃至肩负起家庭责任的“弱势群体”。这时候室友B君插了一句话，同学聚会上很阴郁，我们的话题没办法再融合在一起。A君笑了笑，“我听过有些同学说，我们研究生处于学术体制的最底层，生活清苦，但是寻找到论文的材料和解决了一个问题的时候，那种快乐是永远没办法分享给他人的。当身边的人从同学升格为师友那一刻开始，才有志同道合一说。”我默然，这或许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设若所有人都研究伦理学,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将没有伦理可言，换而言之，学术和科研只是小众的事情，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来和我们讨论一些和他们关系不大的问题吧”。
A君离开后，我想了想，即使再清苦的人，也得过年啊，不能总如此被动。我尝试找到了一些“奇怪的人”过春节的方式。原来再“奇怪”的人也有春节。且在文末分享给读者诸君吧：
1935年除夕,各家守岁团圆时,鲁迅却坐在家里给黄源写信:“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第二天,大年初一,他又给杨霁云写信:“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接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郁达夫过年喜欢爬山。他居住杭州时,每逢过年大都去爬城隍山,他说:“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变成了我的野外情人。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空闲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老舍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年轻时在“北京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老舍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以为儿子要在家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学校，母亲愣住了，半天才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心里难过，在赶往学校的路上，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
诚如鲁迅的写信，郁达夫的痴坐，老舍的不忍，我们实在应该把一些更值得关注的情感还给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