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 我所见的最重要的事
索引号 F12-53/18
分类号 F12-53
F12(中国经济)
F1(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F(经济)
作者 李甬
出版社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
ISBN 7-80177-070-6
页数 392页
价格 CNY22.00
标签 经济文集中国传播学习新闻新闻传播学随遇拈书信手翻
简介 中国第三代财经媒体人文本
注解
作者简介

李甬,1996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服务于《工人日报》、《财经》杂志及《南方周末》。2001年2月起任《环球企业家》杂志出品人。著有2002年出版作品集《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和1999年出版与《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等合著的《引爆,从1998开始》。现为网易副总裁,网站总编辑。

书籍简介

李甬自序
我真正开始一个职业记者生涯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为《财经》杂志工作的时候——正是1998年上半年,新一届政府亮相未久。无疑这是一届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自觉意识的政府。虽然受限于多种因素,它还是在三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外开放,在整肃金融(以强化银行系统的约束机制为重点)的前提下实施宏观调控,以及重组行政垄断性行业
。
后两个方面,也是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报道重点。这些报道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应该说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认知价值,但它们最醒目的地方,还在于既事涉重大,又保持了独立的立场。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报道中所体现的这一质素,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可以说是不多见的。这当然并非出自我的勇气,而完全是《财经》杂志以及后来《南方周末·新经济》的雄心所致。我个人则从中体会了学习的愉悦,以及独立评述的愉悦。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日俱增地意识到微观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在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里,宏观调控的常识一旦被认识——当然这本身也是激动人心的——其可供发挥的余地,也就是所谓“运用之妙”终究是有限的。1998年下半年“通货紧缩”被官方认定之后,相应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出台,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直接的原因就在于银行的微观机制。在巨额坏账的背景下,当时(包括此前)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强化银行系统的约束机制(比如“贷款责任终身制”、“行长责任制”)——这是必须的——但是因为国有大银行没有建立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现代公司制度,政府殊难在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银行于是就倾向于惜贷。你还会发现银行的行为选择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贷款企业的机制问题以及主要由此导致的信用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后来的故事就是越来越依赖“积极财政政策”。
对行政垄断性行业重组的观感也大致如此。当变化失去了加速度的时候,当大家都不得不技术性地比较各种其实并无根本性区别的重组路径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想起:假如这些公司都是现代公司,假如市场足够开放,又何须此等重组呢?
这就是我后来,尤其是加入《南方周末·新经济》后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企业报道的原因。这也是我在企业报道领域,一开始又将产权改革当作重点的原因。这些年里这个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变化。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联想员工受让公司35%的国有股。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领域里只有个案的胜利——一些个案的胜利而已。
联想方案实施之后,我曾经期望国家财政部门出台一个普适性的方案,或者政策。这的确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任何一个普适性的方案都可能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不公。惟一的可能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用相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改革产权。但这涉及到更大的命题——也就是说,难以指望。
这一预期促使我开始关注企业的市场层面的运营(可以粗放地称之为“纯粹的商业报道”)。并不是我认为宏观经济与政策、企业的产权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政策范畴)不再重要,这么说可能准确一点:在我们的这些领域,最具认知价值(或者说坐标价值)的往往还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常识,所以这些领域的报道就往往不免重复——你知道常识也就是那么一些。这些常识我说过很多遍后,就不想再说。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无关性格,而是再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的新算盘是,纯粹的商业报道如果做得足够专业而有趣的话,或能对企业和企业家产生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影响。在此前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报道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企业家的智慧和努力,并为之打动。如果在产权领域他们所做的还是有限的话,那么在市场运营方面,他们真的有可能创造奇迹。
关于企业的主要报道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互联网的,它们主要写于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之间。它们无疑是本书中最幼稚的部分,之所以也收录在此,一方面是希望作为业界的一种记忆,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自警。在那个集体狂欢的时期,绝大多数有意于商业报道的媒体人都未能表现出足够的专业素养,我也是其中一员。事实上我们对其他行业的报道同样处于低水平,互联网的玩笑不过是最充分地暴露了这一点而已。
我想我可以证明,对一个商业报道的记者的要求,即使不比对一个政策报道的记者更高的话,至少也一样高。这个领域同样可以寄托一个年轻人全部的才学、意志、责任感和梦想。正是基于这一信念,2001年初我离开《南方周末》而来到《环球企业家》,希望专心于商业报道而能够稍快提高。
整理这本书也就是整理自己这一段的成长。我想起了一些人。首先当然是《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她是我在这个行当里的领路人。于我的职业生涯而言,以前没有,我想以后也很难有人会比她的帮助更大。而她对经济报道的贡献人所共知,已经毋庸我多言。其次是《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刘洲伟,在此前主要由他创办的《南方周末·新经济》,我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战斗时光。他对经济新闻操作的所有环节都有着令人惊讶的直觉力。而他对新闻作品品质的敏感,更是我职业自豪感的重要来源。我还要冒昧地提到我的父亲,他一生多舛,在我刚刚有能力略尽孝道的时候却身患重疾,我希望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心有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