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是我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编年体史书的一种重要类型。它以年月为经、人事为纬，按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逐年编次，把纷繁复杂的史事加以概括、提炼，脉络清晰可寻，不仅可以为史学工作者省除大量重复劳动的时间，而且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通史，因而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著述体裁。自北宋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问世，著家蜂起，蔚为大观，或补前纪，或续后编。近代以降，史著以“纲”、“鉴”命名观，所在多有，或简或繁，不胜枚举。惟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与夏燮撰《明通鉴》可谓较好续作。然而，清代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横跨古代、近代两个时期，与现代紧密相连，资料浩如烟海，著作汗牛充栋，一部简明扼要的《清通鉴》却付诸如，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编纂出版一部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体例相近、规模相当、互相衔接、成龙配套的《清通鉴》，实在是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治史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之中，《清通鉴》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编年体史书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容采择、资料搜集、史事考订、叙事方法诸方面又力求有所创新，因而形成了自身的某些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规范“通鉴”体裁，注意扬长避短。其次，扩大记事范围，丰富“资治”内容。复次，叙事相对集中，事件始末易明。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料搜集与考订方面，本书几位作者颇费了一番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