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进程中，我特别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这样一个鲜明的目标：“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因为，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所谓“改革”，就是要破除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迷信，所谓“开放”也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新认识，而这两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恰恰归结为“体制性障碍”。

于是，理性的批判也就成了理论创新的前提。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