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使用经济学方法讲话 论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的采用问题。全书以经济阈值模型分析了个体生产者采用IPM的决策行为，以外部成本作为政策IPM项目或制订相关政策的依据，并对农民的环境与健康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IPM采用不足的主要原因，并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将有害生物治理过程中的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解决农药过量使用问题的思路是要政府在尽量消除政府失灵的同时知当地干预市场。对农药的管理有全球管理、区域管理和政府管理等形式，各国政府的管理又分为直接干预和经济激励机制两大类方法。命令与控制方法的实施与执行成本往往比较高，容易出现信息缺乏或“一刀切”标准等造成的效率损失。以庇古税为代表的经济激励机制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但它的效力发挥也受到信息成本、农药使用量的低价格弹性等因素的制约。在选择农药管理方法时，要考虑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曲线斜率、管理目标人群的异质性、非点源污染等特性，灵活地做出选择。在国际管理中，主要讨论了农残管理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农残管理的统一标准及转基因产品的贸易等争议较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