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寫本書，其實有很大成份是為了補過。記得當初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關於漢代思想流變的詮釋這部分，我自覺基本邏輯還算穩健，除了人性論這一線索有些牽強外，其它似乎還說得上有點創見。然而一轉入玄學部分，便頗有窒澀而難以自圓其說之感。坦白說，當時我一直摸不清問題何在，因此該文的最後一章實在是有些曲意為說的。這問題幾年來我一直掛在心頭，想謀求解決之道，終於在反覆思量後，逐漸找出了問題癥結點。原來當年我也和所有論者一樣，從未懷疑過一個基本觀點，即王弼乃是玄學的首要思想家，是由於王弼，乃將魏晉思想扭回老莊之教。但是，我漸漸發覺這一命題恐怕並不知此天經地義，而且後人有可能只是上了裴頠、王衍乃至范寧一些似是而非之語的當而已。就史實而言，把祖尚玄虛之罪歸之何王，恐怕未必是公允之論。我之如此說，倒不是想作翻案文章，而是若真由何王來承擔這一轉折點，則整個思想史的詮釋邏輯便將難以為繼了。
然而若鬆開此一關鍵，則整個問題便有可能豁然開朗。於是，我乃假承乏「魏晉玄學」一課之便，開始了我的新構思，而本書即是我整套構思的一個相當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