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上世纪初开始到七八十年代之交完成，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被恰当地称为“语言论转向”（linguis“ctum）。与古代的本体论进路、近代的认识论进路相比，语言论转向后的哲学、文学、史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研究领域，其面貌均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无论是研究的对象、主题，还是研究的方法和观念旨趣，都已迥然不同于以往。以至今天，任何关于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如果不能被纳入或触及语言之维，那几乎就不可能是深入而有效的。 　　但是，语言之维并不意味着一切。如果不与自然之维、实践之维有机地联系起来，那么，由语言论转向所开启的研究范式的偏面性，也不见得会更少。事实上，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语言分析，或者以语言为“中心”、“存在”、“本体”的追思，并没有完全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及现代主体性带来的困境，问题只是被悬搁或置换了。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与“语言论转向”相伴生的是精神一人文科学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由于语言学与伦理学、叙事学与美学的日益分离乃至互不相容，由于放弃了“超验”预设后又无法在“经验”层面的实证性上落脚，更由于脱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