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有四个：（1）在一个离散框架下，在企业或政府预先承诺能力不同的情况下，学习效应与外溢效应的大小对最优研发政策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2）较高的政府研发补贴真的对一个知识密集型幼稚产业的成长是必要的吗？（3）如何解释中国知识政策现实——近期我国从主要依赖海外技术外溢的“技术换市场”的政策开始转向于“自主创新”政策？（4）如何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战略产业设置一条最优研发补贴路径？

本书第2章回顾了相关文献；第3章根据企业与政府预先承诺能力的不同，在一个具有研发中学习效应的动态框架下考察了三种情形下的最优研发政策：（1）FCE（完全预先承诺均衡）情形下，仅为转移租金激励；（2）GCE（仅政府预先承诺均衡）情形下，增加了抵消国内公司战略行为的研发课税激励；（3）SE（序贯均衡）情形下，进一步增加了抵消国内公司操纵政府第二时期补贴战略行为的研发课税激励。在学习效应较显著情形下，SE有可能削弱通常的幼稚产业保护论调。第4章在一个研发活动中存在外溢效应的动态框架下对称地考察了三种情形下的最优研发政策：（1）FCE（完全预先承诺均衡）情形下，存在转移租金激励、外溢及反外溢激励的权衡，且在外溢及反外溢激励较大的情形下，最优政策表现为研发课税；（2）GCE（仅政府预先承诺均衡）情形下，除了前三种激励，还增加了一项抵消企业策略行为的补贴激励项；（3）SE（序贯均衡）情形下，进一步增加了抵消国内公司操纵第二时期政府补贴策略行为的补贴激励。在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的情形下，SE有可能削弱通常的“市场换技术”论调。第5章在一个连续技术创新框架下考察最优研发补贴路径，就补贴时间路径的差异而言：具有学习效应的补贴强度最大，基本模型次之，外溢效应模型补贴强度最弱。第6章是本文的结论，并对开头的四个问题作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