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是个不容易对付的挑战。坦率地说，在应承下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是没底气的，因为我虽然对西方史学史有浓厚兴趣，也教过这方面的课程，并写了本关于古典史学的书以及个别文章，但对于进入这本书中的史学大家们，除了少数人我较为熟悉之外，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原因是没有认真、投入地研读过他们的原著，害怕出海客谈瀛洲、误人子弟的笑话。刘家和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迎战的勇气。他举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序中的一段诚恳的交代：“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菜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我当然远没有罗素的渊博和睿智，但罗素的求实态度却使我感动，给我启发：天下没有在一门学科里能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的超人，特别是在科学深入析分化的当代。西方史学史在我国还是块刚开发的土地，需要有人做“引资”和初步论个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