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在近世日本，經歷過受容、懷疑、批判和否定的激蕩史。其被利用、排擠和摒棄的角色變換軌跡，凸顯了江戶學界的「道統」自立願望和「去中心化」焦慮。由於脫「朱子學」意義上的「脫儒」，與「脫中心化」互為表裏，因此，這一看似思想史問題的後面，實蘊藏著極其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區域關係糾葛。由「明清鼎革」所帶來的「華夷變態」說，誇張了禮教「華夷秩序」在東亞地區的震盪烈度，顛覆了歷時彌久的「中心-邊緣」體系，便利了日本「實務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聯袂登場及「去中心化」之「中心化」的夙願達成。當代表新知識體系的「洋學」與「國際公法」構成了新的權威依據時，脫離「儒教」則必脫「支韓」，脫離「支韓」則必須「脫亞」的邏輯，通過明治政府的對華軍事行動庶幾得到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