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公平、效率》第I篇是作者完全致力于讨论工资决定制度和政策的分配效应与效率效应之间的冲突，并以某种方式描述了分配目标能够借助其他方法来实现。在1964年的著作中作者描述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i）对富人征税，通过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穷人的收入（福利国家方法）；（ii）用财政和其他措施实现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平等分配，从而实现财产收入更加平等（财产所有制民主方法）；（iii）把私人财产变成国有财产——尤其通过减少国债来实现——使得资本财富收入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更加平等的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方法。作者在1964年的著作中仅仅简要提到了福利国家方法，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另外两种方法上。这两种方法的目的是用‘非劳动’收入的较大不平等来直接或间接地抵消‘劳动’收入的较大不平等。
《自由、公平、效率》第II篇包括四篇阿加索托邦的文章，其中所讨论的专题的领域要广泛得多。不过，这些都以工资调整的分配效应和效率效应之间的冲突为核心。这些文章以如下方式拓展了讨论的范围：
（1）一个主要特征是用所谓劳动资本合伙制取代人们熟悉的资本公司和普通劳动者拥有的合作社。在劳动资本合伙制中，劳动和资本共担企业风险，分享报酬。
（2）阿加索托邦的文章详细研究了福利国家的解决办法。在这些文章里，作者提议给每位公民一个免税的基本收入，并讨论了相关的融资问题。作者还着重讨论了工作积极性可能受到的各种不利影响。
（3）在阿加索托邦众多文章中的一篇（第6章）里，作者讨论了，在有些条件下，福利国家中产生的工作积极性下降和闲暇倾向，基于环境方面的理由，兴许是一件好事。
（4）阿加索托邦的文章没有像1964年的著作那样详细讨论如何建立财产所有制民主。不过，这些文章的确提醒人们注意如下建议：对持有和转移资本财富的征税制度应当与免除对个人储蓄直接征税结合起来。这会使拥有小财富的公民容易积累更多财富，同时减少积累或继承过多财富的可能性。
（5）商业事务的国家管理与资本财富的国家受益权之间的区别得到了着重强调。如果国家（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投资信托和类似金融中介）拥有的各种公司股份直接或间接投资于私人管理的公司，那么，国有但没有国家管理的国家受益权是能够存在的。
（6）阿加索托邦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货币工资率的灵活性，作为促进劳动效率的一个工具，必须与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
（7）论“新欧洲”建筑：国民多样性与大陆一致性’的阿加索托邦的文章（第5章）提出并详细讨论了1964年著作中没有提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不对国际贸易和收支进行广泛控制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在阿加索托邦的政策和制度的实践中到底能够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