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
徐复观立基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超出了宋明新儒学的时代限制。徐复观的视角，围绕着自由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政府行为来调整自由经济下财富及其他生活资源分配的社会主义这样三种重要的制度体系在当代中国实现成功的重建，而在中国传统中开发出为制度推接所必须的本土资源。凭藉着良心一照察下的大是大非原则，徐复观对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决策与实施、重大事件、社会文化现象乃至政治活动家个人，作出了代表他个人立场的批评甚至抨击。
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以更贴近一般人们的思想和理解方式，却又以其底于平实而极乎高远的睿智引导读者去超越常识（但绝不违背常理）。他目光敏锐，文字生动流畅、明快传神，事过境迁数十年，这些多半即兴式、随感式的国际评论，竟然完全超越了时空，而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强烈地体认到一个处于失望之中、却始终未曾失望的智者对他那个时代的思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洞见、关怀与虎虎生气，并使人深深地为之感动。
对大多数汉语读者来说，读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又是别一番意义上的“温故而知新”。从徐氏的国际时评最初发表的那个历史时段走过来的人，通过徐复观的笔管，回顾往日问似曾相识或闻所未闻的诸多旧事，一定会感触良多。例如我们都曾听说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柬埔寨可惊的实验”。而崇拜暴力革命的日本极端组织“连合赤军”，则在中国没有被报道过。“连合赤军”事件再次向人们展示出，极左派走火入魔，可能坠入何等残酷而没有人性的境地。又如“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死后，在中国只发表了一通短讯，题为“赫鲁晓夫死了”；不过数十字，颇有以冷眼相看斯人“身与名债灭”的笔法。读一读徐复观对赫鲁晓夫的盖棺定评，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